人，总得有点脾气

                                                              ——郭建斌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高绮悦、陈佳琪、李顺、何佳华

时间：2021年5月9日

地点：云南大学文渊楼

郭建斌，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学习，本科毕业留校，现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

 

采访者：郭老师您好，今天很荣幸就中文系系史沿革的主题与您展开交流，能跟我们谈谈您就读期间有哪些值得一谈的趣事或求学经历吗？

郭建斌：我是1988年进校的，在这所学校已经呆了30多年。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对学生说，我们上大学的时代跟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1980年代，在经过“文革”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又经过1980年代前后将近10年的思想上的洗礼，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思想比较活跃。所以刚进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当时大学的氛围。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刚刚脱离高中比较机械的学习生活，到了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19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活跃。这种活跃其实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一方面比如说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非常丰富，尺度也比现在大。除了课堂之外，当时校园的讲座也非常热闹。我记得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在经济学院就是现在民社学院的那栋楼的一楼，李银河来做讲座，我们听说了之后很感兴趣，早早地去占座，但在距离讲座开始还有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教室门口以及窗户外面已经全是人，根本就没法进去。我们当时都是爬在窗台上，透过窗户，虽然看不到人，但听得到声音。具体听了一些什么，自己也记不得了，只是觉得那种氛围很享受。还有包括当时中文系银杏文学社主办的于坚的讲座，他是知名校友，银杏文学社的创始人，他回来讲座的具体地点应该是在现在北学楼的阶梯教室里面，也是爆满。所以当时觉得这个大学真的非常享受，课外的这种学术讲座都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的，这又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是资讯十分丰富。这个可能跟我自己的专业有关系，因为当时新闻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都属于中文系。我们是学新闻的，会更多地关注媒体。那个时候的媒体跟现在的不可比，现在是新媒体时代，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一种传统媒体时代。在传统媒体时代可能最为重要的是报纸和杂志，我们本科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住东二院，上课都要穿过圆西路。在圆西街起码有七八个或者八九个报刊亭出售各种报纸或期刊，我们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毕竟是学新闻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期刊的活跃度至少是最近几十年所没有的。刊物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如果用新闻的专门的术语来说，就是深度报道比较多；如果用中文的术语来说，有些接近于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这类内容是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一种杂交品种，是我们获得外界信息或者感受社会思想活跃的重要渠道。那个时候电视也有了，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当时好像东二院的学生宿舍楼的一层楼有一个学生活动室有电视机，一些重要的新闻偶尔也会去看，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渠道，更主要还是报刊。

我刚才所说的三个方面，老师课堂的活跃，以及学术讲座的多元，还有报刊的发达，让我感受到上大学真是一种思想上的享受。我毕业之后就留校了，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当然我也有比较，不是说那个时候一定好，但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结，对自己的青春会有比较强感情色彩，所以我越来越感觉现在大学的氛围跟我上本科的时候的氛围有太大的差别。当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式等等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整体社会风气的变化。所以我比较怀念我的大学时代。

采访者：老师您刚才也谈到当时新闻传播手段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化，现在电脑和网络的流行使得新闻也更快速地传播，那您当时选择学习新闻专业是为什么？

郭建斌：其实当时没多想，也可能是时代不同。我以前是在县城读中学，学习是有压力的但是没现在学生压力这么大。高考结束之后，也不太清楚到底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向。我们的高考跟你们后面的都不一样，我们当时是估分填报志愿，而不是现在等成绩出来才填报。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是我考完估分之后，一个当时还在云大上学的学长回老家，去我们院子找一个他的朋友。我们所住的院子本来不大，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了我和我妹妹当年参加高考，要填报志愿，就建议他帮我们参谋一下。我当时估的分数仅超过重点线一点点，也不太多。他说如果这样就报云南大学，云南大学是重点大学，你这个分数已经上了重点线。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估得还比较保守，就报稍微热门一点的专业。他说新闻在文科里面分数是属于中上的，还有像经济学院那些属于太热门的不敢报，在文科里面稍稍中等或者中上一点的可以去试一试。我记得当时他给我建议是报两个，一个是报新闻，这个专业分数稍微高一点；第二个是报法学。不是说法学的分数低，而是招的人数相对多，分数线会稍微低一点。朋友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当时报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新闻专业到底是干嘛的，直观的印象是当记者，这点是知道的，但是更具体的内容则是完完全全不知道。所以关于我的专业选择，是很偶然的决定，不是说老早就有规划。

采访者：老师您刚刚谈到讲座，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讲座，并且听完讲座会有二课积分的发放，您当时有类似的规定吗？

郭建斌：完全没有，这也是我刚才说的我读本科的时候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最大的不同。那个时候的所有讲座都是我们自愿去的，没有人要求你去。关于讲座的信息，大多来自原来校本部东门外的贴海报栏，或是几个食堂门口的海报栏，看了海报之后自己去的。现在的我们的很多讲座是要求去，然后还有一些二课学分，这与我们当时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班上有些同学不时翘课，但是遇到好的讲座，他们基本上不落下。即便是那些翘课的同学，我觉得他们也蛮好，因为他们翘课并不是在睡觉，也没有去玩，那时候可玩的地方也不少，比如圆西路，但他们基本上都在图书馆。他们主要是对有些课没太大兴趣。那个时候老师也比较宽容，不像现在上课都要求点名，并且对一个学期一门课要点多少次名都有硬性的要求。我们听讲座完全是自觉的，讲座有各种各样的主题、观点，很多在我们听之前闻所未闻，和我们课堂上听到的那些东西也有较大差别。还有一些是曾经读过他的书，比如说周国平，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图书馆看过周国平的书，如《悲剧的诞生》，后来周国平来云大讲座，我也去听了。虽然听得懵懵懂懂，但若有这样曾经读过他的书的作者来做讲座，那我毫无疑问会去听。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约束机制，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这一点上我觉得跟整个中国的1980年代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我们讲中国的1980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尤其对1980年代早期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是当过知青，又重新回到大学校园，所以他们非常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虽然我们的经历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还是在传承，这种风气还在延续。比起那些当过知青的学长，我们是幸福多了，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一些艰难困苦；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那种认真求学的态度、活跃的思想等方面，确实也影响了我们。

采访者：在您求学期间有没有哪位老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郭建斌：像刚才说的，我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对新闻专业到底干什么也不大了解，所以进来之后，总体上对新闻专业的各种课说不上非常喜欢，但是也都不排斥，我都愿意去听。新闻的课无非就是理论、历史、业务这些，特别是新闻业务课，因为它除了上课之外还有教学实践，那个时候的教学实践也不像现在这样规划得很精准，把它作为教学学时的一个部分，或者当作课堂的一种延伸。我们那个时候就因为课时比较少，所以老师就上课讲讲，至于实践都是让学生自己去做。我记得我大学本科一年级的时候，上了新闻采访写作课之后，我们就自己去找报社。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是《昆明日报》，啥也没有，就是拿学生证就去了。找到办公室给他们看学生证，跟人家说，我是云南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想来你们这儿实习。就这样报社也接纳了，并且指定了记者作为我的老师。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最开始是在《昆明日报》，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带我的老师太忙，经常出差，但是当时我们有课，他出差我又没法跟他一块儿去，觉得不大方便，我就又换了另外一个报社。当然那个时候整个云南就云南大学有新闻专业，其他学校都没有，这个圈子比较小，你一说大家都知道。虽然当时他们不认识我，但他们知道云大有新闻专业，他们也知道云大新闻专业的老师，所以我觉得事情都比较简单好办。像这样的一些业务课，其实都是自己主动去寻求实践的机会。低年级的时候，当时好多课是公共课，虽然是分两个专业，但是很多基础课是跟汉语言文学合班上的。我们班有38个人，汉语言文学专业好像是40个，加起来就80个人左右，好多课都是合班上。当时有新闻专业的同学觉得上汉语言专业的课没什么用处，我自己倒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并不排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比如有现代汉语、写作、文学史等，后面我也觉得这些课蛮重要的，是文学或者是文字的基础，即便是以后做媒体做记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大学本科期间印象深的老师，其实蛮多，金子强老师教过我们《中国革命史》，雷晓明老师教过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课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公共课”。至于新闻专业的老师们，我们觉得他们都很亲和，从专业教研室主任高宁远老师到普通课程老师罗大眉、李燕等，我们都和他（她）们走得比较近。尤其是高宁远老师，他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毕业留校之后，专业方面的成长，主要得益于高宁远老师的细心栽培。高宁远老师一生经历十分坎坷，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我毕业留念册上写下的自己的座右铭是“豁达”。

采访者：老师您刚才说到写作课，我觉得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您觉得呢？

郭建斌：我感觉就是写作课不仅仅是对中文系的学生很重要。现在大学生中文表达很差，可能在理科的学生里面更加突出。我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要加强理工科的中文写作的训练。我觉得不光是中文系的学生，其实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强化这种写作训练或者中文表达的训练。现在的学生可能外语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母语的文字表达其实还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基础没打好，可能后面你学外语或者用外语表达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倒不是说主张一刀切，都用一种方式来要求，但是对于强化写作训练，加强大学生文字表达的训练，我非常赞同。这两年对文学院开课情况也不大了解，原来老中文系的乔传藻教授，他读中学以及在云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每天都写日记，乔老师的这些日记也出版了，我建议大学生们都可以去读乔老师的《映秋院日记》。乔传藻老师在中文系一辈子就是教写作的，他主要搞的是儿童文学，从始至终一直都是教写作的，今年应该是八十几了。像刚才说的像于坚等1980年代中文系毕业的，有些做了作家，甚至有些成了名家，他们当年在云大中文系上学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受了乔老师的影响，甚至乔老师也给他们推荐过一些作品。

采访者：老师您刚也说写作很重要，但写作有一个知识的输入或者积累的过程，您当时获取这些知识是在图书馆吗？

郭建斌：不是，这个可能是因为专业的差别。可能汉语言的同学他们写作更多的是通过阅读进行一种虚构创作，不管是诗歌也好，散文也好，这基本上是一种虚构的作品。但是新闻是一种非虚构写作，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我们会在课余的时间到媒体去实习，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获得一种采访的机会。你采访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等等，与不同的事情打交道，随时都有新鲜的东西。所以就新闻专业的写作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入手的。如果像你刚才说的知识的输入的话，我们就是采访，所以我们才要到报社去实习，因为校园里面接触的东西面比较窄，所以你能获得的信息有限。但是媒体不一样，媒体它面对社会，它有读者来信，还有热线电话等等，每天媒体里面有大量的线索，那些老记者也许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那些东西对实习生来说就很受用，哪怕是很小的被其他正规的记者看不起的一个线索，拿到这个线索之后，你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采访报道的价值，如果有的话就去做，所以机会非常多。从大的方面来讲，文学写作，更主要还是一种虚构，但是新闻写作更主要的是一种非虚构的写作。两者有比较大的差别，当然这种差别也是相对而言的了。像中文系著名的作家邓贤，写了《中国知青梦》，其也是非虚构的，都是基于一些史料，并且也去做了一些访谈，在这种史料的基础上来进行一种文学创作，也是属于非虚构写作。所以只是相对而言，可能学汉语言文学的从事的写作更主要是一种虚构写作，学新闻的可能更主要是一种非虚构写作。

采访者：老师您觉得现在的圆西路和当时的圆西路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您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郭建斌：我觉得差别其实是蛮大的。圆西路跟整个时代也是与时俱进的，像我刚才说那个时候圆西路有好多报刊亭，现在你再去看，基本上没有报刊亭。那个时候圆西路还有很多的录像厅，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可能是网吧那些。时代不一样了。

其实我大学毕业不久还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校团委办的一张报纸——《云大青年》上。讲的就是圆西路，圆西路从空间上来看真的跟云南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一个是校园中，一个是校园外，但它又是连接校本部和东二院的重要纽带。我们学生的生活娱乐等等绝大部分都是在园区路，所以我们对圆西路感情蛮深，那里有我们的很多青春记忆。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三五年时间我们差不多每周都会在园西路聚一次，当然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留在学校，就住在东二院，但是其实蛮重要的一点是同学都比较怀念圆西路，所以每周都要在圆西路聚一次，持续了好几年。我觉得圆西路的变化与整个时代的变化节奏是一样的，现在圆西路的一些商店跟三十几年前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从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也不一样。

采访者：我们现在的娱乐活动，比如说文学院去年办了一个朗诵比赛，然后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您当时有没有什么社团或者什么比赛活动之类的？

郭建斌：社团当时也有的，像银杏文学社。但是我自己好像没参加过什么社团。其他活动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热心的，像篮球、足球，不但有云大杯，还有中文杯。

采访者：您会打篮球是吗？

郭建斌：篮球我不会，我是足球的守门员。其实我球也踢不好，但是因为当时校足球队队长是我们班同学，在系内组织的足球比赛中我去做过我们班队的守门员，他见我身手还比较敏捷，就把我吸纳为系足球队的守门员。我小学虽然是在乡下读的，但是我们学校老师的观念比较超前，学校只是乡中心完小，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体育老师，美术老师就出面组织了一个体操队。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练体操，前后练了三年，扑球动作跟别人确实有点不一样。我们当时参加云大杯足球赛最好的成绩是全校第二名。当时还没有体育学院，最强的是法律系，他们特招生也多，所以我们是输给他们得了第二名。体育活动参加得比较多，其他的社团那些，我倒很少去参加。

采访者：我们现在的考试是学分制，然后修绩点算综测，每门课平时成绩占20%，期中占20%、期末占60%。您当时考试计算分数的形式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郭建斌：完全不一样，我们当时没有学分制。其实我们比较向往学分制，因为听说过学分制，觉得学分制蛮好，你想修什么课就去选，然后学制也不一定都是4年，修满了就毕业，修不满就延期毕业。我们当时对于学分制只听说过概念，但是没有具体实践，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比较向往学分制的。我觉得现在的学分制，至少云大所实行的学分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不像以前说得学分制那么美好，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并且计算也非常复杂。我们当时当然也有考试了，但是我总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整个大学的学习氛围都比较轻松。考试肯定都是有的，有的时候还有期中考、期末考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对期末考试看得不是很重，能够及格、不挂科，这是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心态。有些情况跟你们现在可能也没太大差别，该听课就听课，或者有偶尔翘翘课，这种情况也有了；考试之前肯定也要突击、临时抱佛脚。我们上大学时会泽院一楼都还是教室，在会泽院的东边，有两间教室是通宵自习室，一到期末考试那两间教室都是爆满的，都是要早早去占座位的。突击之后绝大部分人都还能有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对分数似乎看得不是很重，反正只要不挂科，对于是优还是良不太在乎。那个时候也有评奖学金，但是不像现在这么复杂，现在评奖看综测，各种加分完全是一种很机械的方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也不太看重。这或许也是差别——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好，比较宽松，也比较自由，对成绩也不是这么看重，同学之间反倒能够和睦相处。

采访者：老师您当时有素选课吗？

郭建斌：没有，我们当时这种课程的资源其实是蛮少的，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为什么会对那些讲座感兴趣，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课程都是按照教学计划安排的，一个专业一个学科的课程也不是太多，除了专业必修、选修之外，就没有太多的这种像你说的素质选修课了这方面的资源。所以如果有外面的一些名家来做讲座，大家都热情很高。现在的教学资源很充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法和现在比。但是资源多也是有弊端的，我们现在每天面对非常多的资源，像手机上也能了解到，图书馆的资源也很丰富，但是面对这么多资源，有不少学生反而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入手。

采访者：老师您当时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学习方法？

郭建斌：我觉得这些倒没什么太多的经验可谈，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倒确实是一个普遍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现在是一种资讯爆炸的时代，信息缺的不是量，而是有序化。所以我刚才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条件是差一点，可能相对封闭一些，但感觉比较充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没晚自习，晚自习是1992年还是1993年以后才要求上的。没有晚自习我们会在图书馆，并且老图书馆不是像你现在都是电脑检索了，那时都是卡片，查书要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去找，找到后写下书号，再让管理员去帮找书。虽然办法是笨一点，但是去翻资料卡片，有时还觉得是一种享受。有时也没有明确目的地去阅览室浏览各种书籍，偶尔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很不错的书。这样的做法效率低，但是若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会静静地坐下来看。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书你很快就找到了，有些可能走马观花地读一下，有些也许还没读就被其他的书籍吸引去了。

在我上本科的时代，我们的学习方式都还是一种笨办法。课堂笔记肯定是要记的，记课堂笔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保证期末考不挂科，并且那个时候记笔记还有一点还与现在不同的，现在老师都用PPT，那时候哪有PPT。老师写板书，有的老师写得多一些，有些老师写的不多，尤其是写的不多的你更得好好地记，不然考试考到怎么办。1980年代新闻专业好多课都没有教材，我们进校时云大新闻专业没有出过一本教材，几本教材都是到1990年代中期才出版的。当然我们会用一些其他学校编写的教材，但不是所有的课都有教材。没有教材老师就写板书，有的可能就写个标题然后就不写了，你就得认真地去记。现在条件不一样，大家都用PPT。我有时候上课也会和学生说，我不要求你把所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做一点笔记，除非是比较复杂的内容可以用手机拍照，其他的还是做一点笔记，这个是一种训练。我上课都鼓励同学使用手机，我要让他们用手机查一些讲到的内容，最简单的“百度一下”，或者上校园网数据库中去查。再说得简单一点，做笔记可能听课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听着听着思路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哪怕是做一个简单的笔记，这样你一直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在这一点上，如果要说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适当的记一点笔记，这样，听课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采访者：我上课也做笔记，因为我觉得做笔记和老师讲的，和你耳朵里听到的差别很大，如果不梳理一下的话，感觉知识一下子就溜走了。

郭建斌：是的，这样可以让你的思路跟上老师的思路不会跑掉。我觉得自己的观念比较保守，但是其实无论是什么时代，上课，包括听讲座这些，我觉得适当的还是应该记一点笔记。

采访者：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博士是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对吧？您觉得上海这个城市跟昆明这个城市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有什么不同吗？

郭建斌：哎呀，区别大了。我本科毕业留校，做团总支书记，但是当时为什么留在系里，很长时间后我还在纳闷。留校多年之后，我还问过当时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为什么当年要留我。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已经是正式党员了，但他们都去了其他单位。我们大学毕业时基本上工作还是包分配的，单位有进人计划的话，他们也会跟学校联系。毕业之前我也找过工作，包括媒体也联系过，但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我们毕业那年昆明的所有的报社都没有要云大新闻专业毕业生。我们班有几个去了电台，那是仅有的几个进入媒体工作的。在找单位的过程中，有一天去系里办事，见到党总支书记，她就问我——你愿不愿意留校？我说当然愿意。因为当时我是班长，经常会去系里面办一些事情，所以跟系里面的那几个领导认识，但是没什么交情。我觉得那时候很多事情都比较简单，我不知道是否有留校指标，更没有主动向系里提出过要求，反倒是系领导来问我愿不愿意留校。我记得当时已经是四五月份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工作定了。

后来，朋友、熟人时常和我说，你既然留在学校里面，那还要继续读书，如果不继续读书的话，以后会很吃亏，评职称等等很多事情都会和学历挂钩。所以后来我就读硕士。当时中文系有硕士点，因为原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对中文有过一些接触，但是毕竟还是底子薄。从考研的角度来讲，考中文系的话，我们考不过汉专的，所以当时即便想考中文系估计也考不上。由于自己个人兴趣，看过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反倒会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留校一年后，我考过一次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考的是世界史专业，结果没考上，那题目太难了。我记得有一门综合考试填空题是50分，一共50个空，那是世界史，那是多少本书的内容，另外还有50分是简答论述等。考过一次没考上，我就跟系里面说，我说历史考不上，我还是要考新闻。当时云南又没有新闻硕士点，我说我要去北京考，就请假去北京参加了考研辅导班。那时候的考研辅导班不像现在这么热，但北京毕竟比较发达，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辅导班。主要是公共课，即英语和政治的辅导班。我有高中同学在北京工作，他帮我报名了，参加了英语和政治辅导班。

1994年底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因为要提前去参加辅导班，因此需要请假。系里的领导刚开始不同意，因为我留校不久，如果我请假了，团总支的工作没人做。最后我请的是“霸王假”。要走的头一天晚上我到了当时的党总支副书记家里，我说我已经买好明天去北京的车票了，工作方面的事我私下跟几个学生干部沟通过，让他们帮我做。因为我做团总支书记的时候跟学生干部的关系特别好，因此他们都乐意帮我的忙。那个时候团总支书记还有一个副书记是学生，我跟他的关系也很好。当时我手下的那些学生干部都蛮能干，我跟他们私下商量好，我的工作暂时由他们帮我做，并承诺回来请他们喝酒。

我在北京待了三个月，考完试就回昆明了，当时已经是寒假。开学时我到了系办公室，我以为系领导肯定要处理我，因为我请的是“霸王假”。我见到蒋永文老师，他看到我，就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行，考砸了。他说那就安安心心地准备上课。我非常感激中文系，那天我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猜想对于我这种调皮，还请“霸王假”的人，即便不被训的话，肯定也不会给什么好脸色看。但是所有的系领导都没有批评我，并且给我安排课（此前我只是做行政工作，并没有上过课），让我先准备，那是1995年初，如果这个学期来不及的话，到1995年的9月份就开新闻专业的课。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又有朋友跟我说，你若上课，你千万不能上你原来老师上的那些课，因为那些课都是你原来的老师上的，你要去上这个课的话，你的老师会以为是年轻人去抢老同志的饭碗。于是我当时就想到了一门新课——社会调查。据我所知，当时全国新闻专业的本科都没有开过社会调查方面的课，因为我去过人大听过课，还跟其他学校的人也有些接触，知道他们也都没有相关的课程。这个想法最早来自本科时看过的《新闻采访写作》教材上的一句话：新闻采访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后面我自己看书时，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对，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新闻采访的调查跟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有太大的差别。于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上社会调查课，一直上到现在，我从新闻学院转到民社院之后社会调查成了唯一一门我给本科生上的课程。

1994年底1995年初，我在北京人大校园里住了三个月，虽然最后是没考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有了《新闻周刊》。当时我经常在人大校园里逛来逛去，人大新闻系有一个黑板报叫《新闻周报》，每周出一期，用粉笔写，完全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并且以学生的这口吻来写的。我觉得那个黑板报办得非常好，因为它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甚至还会批评一些学校的东西。我回到云大之后，1995年新学期开学，我就把几个学生干部找来说我们也办一个新闻类黑板报。那时每个团总支都有一块黑板，也是各系团总支的宣传阵地。我说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就刷个标语什么的，我们要把它办成一个像人大的《新闻周报》那样的一个新闻类的黑板报。我的建议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当时的学生干部里面有汉语言文学的，也有新闻的，大家一拍即合，就开始办起了《新闻周刊》。我教新闻这么多年，除了上大学期间在媒体做过一些实习，后面我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媒体工作过，有了《新闻周刊》之后，我自己的很多新闻理想基本上是在黑板报上实现的。

我们黑板报办了几年以后被《春城晚报》做过整版的报道，标题就叫《云南大学的焦点访谈》。北学楼一楼大厅楼梯下面的那块黑板，因为我们使用的频率太高，原来木头的黑板已经不行了，云大成教院的石鹏飞老师帮我们在园西路找了赞助换了一块毛玻璃的黑板。那几年在云大读书的学生，可能基本上都知道那块黑板。我们通常是周末出刊，周一第二节下课的时候，大厅里常常被堵得水泄不通，都挤在那看。我们的报道风格有点像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周报》，都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发现校园新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观念还是蛮前卫的，现在讲起来也不过时。我们主打一种理念叫“校园新闻”，用英文来讲就是Campus News。模仿《纽约时报》的口号——“刊登一切可以刊登的新闻”，我们是“刊登一切和校园有关的新闻”。这个校园我们不限于云大，包括当年很火的浙大合并，我们也让学生联系他们以前一个高中后来在浙大读书的同学做采访。有一次我们听说云大图书馆的一个老师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临沧云县某个村的一个小女孩上学，并且她已经资助了几年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派了一个学生坐着班车去云县采访，找这个学生的家、本人及她的家人。因为从新闻采访的角度来讲，采访这个老师只是一个方面，是不完整的。这个老师当时只有一张照片，给我们讲她资助的学生家里的情况。我们说不够，我们要派学生实地去采访。那是《新闻周刊》第一次派记者外出采访。从昆明到临沧云县坐夜班车，时间非常长。这个学生很棒，是94级的，现在在中国新闻社驻加拿大多伦多分社，很优秀的。

在办《新闻周刊》的时候，好多中文系的老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励，如刚才说的乔传藻老师。乔老师当年教写作课，也会经常看《新闻周刊》，他觉得《新闻周刊》办得很棒，也是我们的忠实读者。他当时会把他写作课上的有些他认为写得好的作品推荐给我们，有些属于非虚构写作的，我们也会刊登。我们当时还有评论，有些言论文章我们也会刊登。我们完全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如果学生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定不隐瞒，并且整版进行报道（2500到3000字之间）。这样的报道当然也会有一些来自上面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次在老中文系办公室门口遇到乔传藻老师，他说《新闻周刊》办得不错，如果学校的哪个领导来找你的麻烦，你就说是乔某人支持你干的！当时很受感动，这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虽然只是口头的表达，但是这种资深教授也会关注你的黑板报，并且给你一种道义上的支持，我觉得非常感动。

最近10多年“校媒”这个概念得很火，他们有更新的平台，包括《中国青年报》也在搞这种联盟，跟各种高校结合来做。我们1990年代黑板报时代做的校园新闻就是典型的校媒，我觉得这是我做团总支书记期间干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对于学生的培养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办《新闻周刊》第一批学生基本上是92级、93级的，后面不断地有94、95、96这几级的学生加入，当年在《新闻周刊》做过的，后面不少也成了知名记者。在1996年、1997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新闻周刊》上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等报道。所以不要小看《新闻周刊》那么一个小小的黑板报，我们是真正立足校园，放眼全球的。

学生当时做《新闻周刊》蛮认真的，我们都是周末出刊，通常是星期一要开选题会，跟媒体里的“选题会”几乎没差别。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讨论定下来之后学生去做采访，采访完了之后稿子写出来，我看了之后让学生用粉笔抄到黑板上，后面如果报道有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承担。我们当时也捅了不少娄子。我们报道的事情有中文系的，有历史系，也有其他系的，牵扯的科系多了，讲了别人不好的事，别人当然会不高兴。包括学校的有些领导也有一些看法，公安处的都会盯着黑板报。我说我是第一责任人，有事来找我，《新闻周刊》上所刊发的稿子，所有的责任我承担，不要去找学生。我对学生说，你们放手去做，反正稿子我看过，我同意发的，有什么责任我承担。所以我觉得我在做团总支书记期间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办了《新闻周刊》，虽然这不是团总支书记的职责。

刚才说到去复旦上学的事情，长话短说，区别肯定是大的。1994年我去考人大没考上，后面我在中文系读了硕士，读硕士的时候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因为硕士读的是文艺学，到博士的时候，我说我还是要回到新闻传播学科，因为我对这个更有兴趣一些，或者说更有把握一些。你说上海和昆明，复旦和云大，他们的区别肯定是天差地别了，我觉得这些都不用多说。

读博士期间蛮大的几个收获可能有这几个方面：我非常喜欢复旦的氛围，因为刚才说我1980年代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1990年代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到已经不是这么的自由了，学术氛围也和1980年代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到复旦之后，我觉得当时的复旦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氛围，那种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当年上本科时大学的氛围有些类似之处，这个是一个方面。

那个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去听讲座，有些好的讲座也是爆满的，就仿佛像我大学本科时候有几次听讲座那种人满为患的状态。那种景象后来我在云大好多年都没看到了，但是复旦经常会有，这个是另外一方面。虽然复旦新闻近年来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始终觉得做新闻传播研究，复旦还是最好的，它是老牌的新闻学院，从整个学术品质来讲也是中国最牛的，倒不是说因为复旦是我的母校我才这样说。

第三个方面是遇到了一拨好同学，我去复旦读博士的时候，我们班有19个同学，19个同学里面有几个在我去复旦之前就学习过他们的文章，或是读过他们的书，并且有些书还是我们选做教材的书，我去报到才知道他们都是我同学。我觉得当时班上的同学都非常优秀，我跟他们相比就觉得确实太菜了，要好好学习，要努力学习，或者尽可能地向他们看齐。有一些很好的标杆，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

第四方面，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师，我导师对我非常宽容。据我所知，他在决定招收我读博士时，对我未来的研究方向就有了一个规划。因为博导不会随意招学生，首先要看学生的做事能力，其次还要对学生的研究方向有所考虑。如果那个学生没有任何储备，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导师在招生时也会慎重考虑的。我进去一个学期之后，我突然跟我导师说我想去做田野调查，用民族志的方法去做新闻传播的研究。导师不但没有反对，还鼓励我，说好这个想法好，说如果这样那你就是中国第一个用民族志方法做新闻传播学的。刚才我说我们同学都很牛，突然听到导师说你可以成为第一了，很高兴。还有一个背景是我进去复旦读博士之前，在1999年云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学院一起做过一个课题，复旦新闻学院那边主要就是我导师在负责，而云大新闻系这边主要是我在负责，很多事情都是我和我导师在做。我们做问卷调查跑了云南好多地方，做了将近2000份问卷。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我就觉得苦不堪言，我觉得在资料收集的方式上我要有一点变化，其实当时也是非常模糊的一种认识。还得再交代一个背景，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做团总支书记，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办了《新闻周刊》之外，那两年好几次还跟着文学院现在因病退休的木霁弘老师到处跑。之前我学新闻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学过田野调查，也不知道田野调查到底是什么。因为木老师有这个学术背景，他父亲是历史系的知名的教授，并且他做的是语言、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那两年跟木老师跑了一些地方，对田野调查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现在讲的茶马古道，我还是比较早就介入了该领域的，就是那几年跟木老师一起跑过一些地方，也就做过一些相关的调研，虽然自己没写什么东西，但是那个过程确实非常受用。当时我跟我博士导师说我要去做田野调查，其实我并不知道田野调查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当年木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所谓田野调查，就是鬼子进村一网打尽。什么资料你都收集，什么都看、都问，只要你能够接近都可以去问，这就是我对田野调查一种最初略的认识。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比起问卷调查拿着一份问卷去问别人好。1999年我们做的近2000份问卷，数据量挺大的，但是那数据很枯燥。我后来上课经常说，当年做问卷调查让我最苦不堪言的是虽然我拿着2000份问卷的调查数据，但是我看不到这些数据背后的人，以及他们的文化。我为什么去做田野调查，其实跟之前1999年做的问卷调查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1999年做得太痛苦了，跑了好多个月做问卷，就是机械地问答、记录，然后回来处理数据，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报告。当我的博士导师同意我去做田野调查并且给我了鼓励之后，我就非常高兴去独龙江做田野调查去了。我去独龙江做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壮举，至今已经20余年，今年下半年我准备策划一个学术活动，重返独龙江。我是2001年10月份进独龙江的，一直到2002年4月底才出来。然后在复旦完成了博士论文，也确实正如导师所言，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第一篇用民族志的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完成了之后，也没多想就回昆明了，因为家里老人都在昆明。当然也曾动过不回来的念头，当时跟家里人说，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也没多想就回来了。当时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到这么高的一个平台上，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再回到云南，回到昆明，回到云大。以前我也经常说，好像那个时候才感觉自己真正地进入了做研究的门。以前也写一些文章，也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博士阶段于我而言具有“成年礼”的意义，经过这个阶段之后，好像真正找到了一点做研究的感觉，自己可以独立地去做研究了。

采访者：您当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或是有趣的经历？

郭建斌：严格地说，我当时的田野调查的时间不算太长，你要按现在民族学、人类学的标准（通常一年）来说，还是不够。但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某个特定的少数民族村落连续地做调查的时间，至今来看还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中间没有中断过的。你看现在有些人一讲田野调查说我在那个村子观察了3年5年，其实他（她）每年就去一两次，或者每次就去一两周的时间。我进去之后就没出来过，我住在老乡家，整整180多天。就像木霁弘老师跟我说的，“鬼子进村一网打尽”，这是其中的一句名言。还有一句名言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老乡家里面，跟他们同吃同住，完全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方式跟支教等还是有差别的。前两年我在微博上批评过云大去独龙江支教的学生，应该是去前年他们在独龙江遇到了泥石流、断电什么的，之后就写了一些有点煽情的东西通过网络发出来。看了之后我就心里不大好受，我想说是的，我承认断电比较艰苦，泥石流也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对里面的情况太了解了，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我觉得这些人有点矫情，我说你们是有知识的人，你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但是人家当地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人家好像也没当回事，就你们遇到这种事情大惊小怪的，我觉得有点过火了。从支教的角度说，我非常钦佩他们，也鼓励他们。但是，好歹他们还住在学校里面，学校还给你们安排房子，并且这两年独龙江的条件已经是好了很多。我当年就睡在老乡家木板房的火塘边，虽然房东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我要往其他村子跑，经常就带个睡袋睡在老百姓的火塘边，我觉得对我来说没什么。

自从那次去了独龙江之后，独龙江就成了我们20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田野研究的点。我刚才说今年年底打算再去，并不是说中间都没去过，中间加起来去过八九次上十次了，隔一两年又会去一次，这两年因为疫情出不去就没去。2019年春节我也在独龙江，春节都是在独龙江过的，所以对当地还是有比较完整、全面的了解。文学院前两年去世的李子贤老师，他是1960年代就去了独龙江的，那个时候条件更艰苦，不少关于独龙族的神话传说、创世史诗等，都是早期李子贤老师他们记录下来的。我比较钦佩他，他生前我跟他交流过几次。我第一次去独龙江是1994年，就是在我留校两年之后，那时是走路进去的，但是李子贤老师他们是1960年代去的，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比后面不知道要艰苦多少倍。我听说好像李子贤老师他们之前收集的那些民间文学的好多资料还没有很系统的整理出来，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财富，应该及早整理出版，或是电子化储存。

采访者：老师您毕业以后当教师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或者说教学科研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郭建斌：这倒不是说自我吹嘘，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处理得非常好，我没有觉得这是两码事。在新闻学院时，我主要教的就是两门课，一门课是《新闻采访写作》，属于业务课。业务课会让学生做一些训练。为了上这个业务课，我还得关注一些业界的动态，结合业界比较新的动态跟学生讲，或者让学生进行一些实操训练。我上的另外一门课是方法课，我上方法课基本都这样上的：每个学期我都会确定一个具体的题目，学期开始就慢慢地跟学生讲如何来设计这个题目，就像你们做开题报告一样的。如何做设计，如何查找相关的文献做文献综述，再用具体的方法去收集资料，比如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甚至还做过短期的田野调查，把学生带出去，在村子里住几天。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的科研工作，因为我也要做调查，特别像问卷调查那些，让学生做的有些问卷调查，本身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题目。除此之外，我也有自己独立的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就只能用假期的时间去做，调查中的有些故事我可以回来跟学生讲。从2002年云大新闻系有了传播学硕士点，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硕士生培养要开一些学术训练的方面课程，我就拿自己的研究、文章跟学生讲。所以在我看来这两者一点都不冲突，也没有任何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一直处理得比较好，没有说因为教学耽搁我的科研，我就重科研轻教学。我刚才说的我教的两门课，投入时间肯定是远远超过学校规定的课时。比如像新闻采访写作课，学生做了之后，我要帮学生看，要讲评等等，很多都是要利用课余的时间。像调查方法课，很多都没有办法按照学校规定的那点课时来完成的。学生也比较痛苦，学生有的时候也会抱怨，说为什么我们36节课你课后还要加这么多内容。管他的，我说这就是我的上课方式。

采访者：老师您在带领学生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趣事？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创项目也要出去做一些实地调查，但可能就几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

郭建斌：这两年我也指导过一些学生做过大创项目，虽然说质量一般，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机会，你可以出去看一看，出去走一走，然后也得到一些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说看别人的，我觉得是有好处的。这个东西用方法讲起来就很复杂了，做大创项目或者大创项目类似的科研活动，简单地说，还是要跟指导老师有比较好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具体可行的方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到有价值的资料。如果你的方案有问题，或者方案太散，可能最后你收集到的资料的价值就会比较有限。不要把研究的面摊得太开，我们老师也这么跟我们说，你找一个比较具体的点，尽可能地挖到一些有价值的一些资料。虽然面不是很广，但是你挖的相对比较深，这就有可能做得比较深入，了解到更多的背景情况。如果我们到村落里面去，千万不要忽略关于村落的背景历史方面的资料，你从一个很小的点进去，资料就做得比较扎实，总体上最后的文本的价值会大得多。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时间短，得到的资料价值就不会太大。

采访者：您对原云大人文学院或者现在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郭建斌：不大好说。但有一点是我自己跟学生交流的时候会经常说的，就是当你们面对着海量的信息的情况下，安心阅读可能反倒成了问题。你要说有什么建议，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阅读，并且尽可能地做“沉浸式”阅读。现在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用心不够专一。大学四年还是应该安安静静地静下心来多读几本书，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老师您觉得云大这些年学术氛围、工作环境、学习环境之类的有没有什么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变化？

郭建斌：变化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硬件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大学的品位，或者大学的品质这块儿我倒是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得不好听点，可能还有一些退步。就文学院来说，我硕士在老中文系读的，导师是赵仲牧老师，赵先生的学问，在全国也是有较高知名度的。我前两天还问王卫东院长，老一辈的老师已经没几个健在了，张文勋先生算是最高寿的了，当然杜东枝老师还在。有相当于一批老教授已经没在了，像我导师赵仲牧教授也离开十几年了。从师资的角度来讲，我觉得1990年代的中文系是很牛的，多个领域都有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现在中文系当然也在发展，很多事情不能简单类比，但是一定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现在中文系的整体实力好像真的还不如1990年代。

采访者：老师，咱们云大即将迎来百年校庆，您对云大有什么想说的吗？

郭建斌：怎么说呢，百年校庆应该说一些吉利的话，但我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我会经常批评学校，但并不意味着我不爱这所学校，也可以说是爱之深痛之切。几年前有的学校领导说要把云大的排名提高，当时我说不要去折腾。我觉得云大有各种不好，但是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有一种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个对一所大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为了去争什么，最后把这种氛围搞得丧失殆尽，反倒是这样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最大的损失。没必要去争学校排名，我从来不看，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一个普通老师来说没有意义和价值。很多东西是地缘因素决定的，你怎么跟北上广去比，怎么跟沿海城市去比，没法比，你去折腾干嘛？还不如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比较自由的校园氛围继续延续。其实这一点也是云大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我甚至觉得这点是老云大的传统。我感触最深的就是2003年、04年，包括05年那几年，外面的学校开始搞各种量化考核，都要给老师算工分，逼得鸡飞狗跳。当时我就跟同学，我说云大好，没有这样硬性的考核。所以那几年我觉得这种氛围很好，但是最近10年来这种氛围也在慢慢地丧失。就说这么多了！

采访者：谢谢老师，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