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西，深掘原典

                                                                     ——张文勋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张雨凡、李佳乐、周汝焱、朱薇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张文勋老师家中

张文勋，1948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先生。历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学秘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教授，云南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诗词审美》《刘勰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探秘》等。

采访者：张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云南大理人，您的家乡大理洱源曾经被徐霞客称为“桃花源”，虽然我们几个都没有去过那边，但是可以想象到那里的山水风光一定是自然淳朴又很美丽的。那么所以家乡的山川草木以及当地的有着深厚私塾传统的白族文化，对您之后的创作是不是提供了很多灵感呢？可不可以简单谈谈您的家乡，以及您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时光？

张文勋：当然可以，我的老家是在洱源县的凤羽乡，据说有只凤凰飞过我的家乡时掉了几根羽毛下来，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叫做凤羽。凤羽是地道的是白族地区，全都是白族。我们很注意对儿女的教育，耕读传家或者说耕读世家是我们那个地方很普遍的一个观念。家里小孩特别是男孩，一定要叫他读书，但是同时还要去种庄稼。我5岁开始去私塾读书，长大了点就边读书边干活，我接受的教育就是比较典型的白族教育。我一开始读三字经，然后读百家姓，还有千字文，读完了以后才开始读四书。我小时候受过这个教育为我以后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基础。

采访者：我们还了解到您在19岁的时候参加过非常有名的“一二一”爱国救亡运动，然后我们很好奇，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您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您是如何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的，然后这场爱国救亡运动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文勋：参加“一二一”运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人和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大哥在六十军当兵，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我管教得非常严格。后来我在大理省中读高中，老师们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学问很好，也很爱国，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我去昆明读书，就参加了“一二一”爱国运动。

采访者：看来母亲对您的教育，还有这些老师对您的教育，对您的影响都是非常深的。那从您高中毕业之后来到云南大学读书，然后参加了那场很著名的“一二一”爱国救亡运动，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张文勋：“一二一”运动是在我是1948年考到云大之前，当时我在昆华公校读书，张华昌是我们公校的同学，也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4月17号“一二一”运动开始，张华昌等人站在公校前面，国民党的特务围攻了公校，把手榴弹扔了进来。我们当时守在学校里面防止国民党特务进来，后来听到手榴弹声音，带队的人让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国民党特务走了，我们过去看，才发现张华昌同学已经牺牲了。后来我们还参加了很多活动，“一二一”运动发生了以后，，我们在大街上宣传募捐，埋葬牺牲的同学们，当时很多老百姓都倾囊相助，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我们当时年纪太小了，还不大懂得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只知道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采访者：我觉得这场经历肯定也会让您感到毕生难忘，也是一个让人听着很动容的一个经历。接下来我们就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1948年的时候考进了云南大学的中文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中文系，然后当时是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诸位很有名的先生，我们想知道您从诸位先生身上感受到最使您受益的，或者说令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故事是什么？您和您的老师之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或者说令您难忘的经历想跟我们分享一下。

张文勋：因为当时我们从大理到昆明，经过这个会泽院，在外面看到了会泽院前面的99级台阶，感觉太神秘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来云大读书。后来我考到了云大的文法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纳西族的方国瑜教授。进入文法学院以后，我选择了文史系。当时我们文史系的老师很有名的，首先就是刘文典教授，还有我们的系主任刘尧民教授。我进校以后，在一些会议上，还见到了很多我很仰慕的专家学者，比如说张若名教授。张若名教授后来是我的导师，她是留学法国的，和周总理他们是同学。她留学法国回来以后就在大学教书。她的法语很好，外国文学也很好，后来她还研究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有叶德均教授，当时就出书了，很有名，他是研究民间文学的。总而言之，我们那个时候学生不多，老师也不是很多，但是名家很多，影响很大。当时这些老教师当中，对我影响最大是刘文典教授。我毕业以后留在中文系当助教，学校里面要培养年轻教师，我们系专门开了一个青年助教学习班，请刘文典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我在刘文典教授的课上，才知道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听了以后觉得我们中国的东西很多，后来我又买了这些书读以后，我就感觉到中国的古代的这些文学理论，从孔老夫子开始到后来，跟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士多德他们比较的话，年代比他们还早，不亚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不比别人的差。所以我就觉得西方的我还是要学，但是我注意力就更转向我们中国古代的诗学、美学，到了后来一直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这还是跟老师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采访者：我们也知道您以《文心雕龙》为轴心，对我国的历代的诗论文论、画论、乐论这些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在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了，可以说您的大半生光阴都是在云大中文系度过的，请问作为中文系的成长和发展的见证人，您觉得在这数10年间，我们云大中文系有哪些变化呢？

张文勋：你提这个问题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了，我48年考进云大，读了一年，到了49年新中国就成立了，但云南还没有解放。后来云南起义，我们也参与了。刚刚一解放，我们就去参军了，到部队待了一年多，我就回来复学了，复学到53年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就被留在系里。我们那个时候云大的规模很小，中文系文史系的规模也很小，当时我们系里面学生少，老师也少，但是那些教授们都是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当时比如说后来云南教育厅的厅长，解放以后他到杭州大学去了，叫做姜亮夫，昭通人，在我们国内都是泰斗级的学者了。当时姜亮夫先生还在我们系里面教过书。他的夫人陶秋英教授也是我的老师，她是画家，也教古文。后来到了解放初期，因为种种原因，他跟夫人就离开昆明到杭州去了。当时离开昆明的人都很有影响，之后我们晚了好多年才开始带博士学生，就是因为没有教师。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采访者：您觉得从那会儿到现在，中文系有没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张文勋：当时的云大中文系是文法学院文史系的一个组，后来解放以后院系调整，才把文组改成中国汉语言文学系，包括语言跟文学两个部分。我是53年毕业，54年被送到北大去进修，56年才回来。云大中文系在这几年当中，发展得很快，院系调整了，招生的名额也扩大了以前一个系就只有几个学生，后来的规模慢慢扩大，一个班有五十多个人。学科规模和师资队伍也逐渐壮大，但平心而论，名家最多的是那个时候，年轻队伍成长了，但是要在年轻队伍里面培养出国内知名学者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能不能吸引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就在于学校名师有多少，历来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当系主任的时候，非常注意培养师资队伍，培养年轻教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模范作用。

采访者：我觉得从您的谈话里我也是受益颇多，然后就感觉您一直都是虽然从一线已经退休下来，但是依旧是心系云大、心系我们的教育事业的，也是很注重我们学生的培养跟发展的，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都会发现很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学习上或者生活上都会有很多的那种浮躁心理，很难静下心来去进入到学术的世界中去。我们想知道，您在浮躁的大环境下是如何进行学术工作的呢？您是如何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去做学问，却丝毫都不会觉得疲惫？

张文勋：我做学问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我更关注的是我们中文系的发展。梅贻琦说过一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个时候李广田是我们的校长，他是从清华大学来的，是有名的诗人，名声很大，他非常注意发挥老教师的名牌的作用，另外还注意培养年轻教师，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但是队伍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下功夫。到现在为止，我们中文系规模很大，教师队伍也规模很大，现在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些优势学科，要在国内排得上号。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中文系有几个学科，比如说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教研室我们都有成就，当时培养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调查研究的师资，都是由我们云大中文系负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学科了。另外还有一个学科，是我开创的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到现在为止，然后我的学生张国庆教授又接上了班，我们这个学科到现在发展得很好，研究生也多，博士生也多，留在系里面的有好几位年轻的老师，像杨园这些都很不错，我都很看重，很有希望。我们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个学科我很看好的，现在在国内开任何会议，我们都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我说，一个学科发展要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

采访者：对，我们知道您在教学中都是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然后去鼓励去创新。我们知道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您说您这辈子最大的愉快就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然后听到这句话，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对，然后，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地去做学问，去创造和创新，然后不要去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这就很好。

张文勋：自我评估之后，我认为我还是做了点事情。别的方面我也不敢说，我们学校过去的很多同学现在都做了行政工作，但我自己认为，我还有点自己做的，有两件事情我都觉得还算是有我参与其中，一个就是现在云大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发展得很好，原因就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没有人，这个学科是空的。中国古代文论在国内的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和北大、复旦、南大的老教授都很熟，可以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比他们差，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名列前茅的。现在张国庆教授又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学者，这一大批人我都很看好他们，他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科研和教学两手抓。我历来主张大学老师不能只是照搬教材本，假大空就完了。科研和教学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大学老师科研上必须是要走在前面，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做的还不错。我们注重这方面，从我那一代到张国庆、蒋永文他们一代，再到杨园他们一代，我们这个学科成果是除了人才以外，著作可以拿出来说话的，也发展了一个学科。今后这个学科的发展就寄希望于你们年轻这一代了，要好好地把我们这个学科发展起来，变成我们中文系的优势学科。这个就是我的很简单的看法，我觉得我还做了点事情，这个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我是现在我们省文史馆的名誉馆长，我觉得我在文史馆也做了几件事情，这个也是很足以自慰的了。我最早跟省里面提出来，文史馆不是养老院，不是说老了以后就什么都做不了啦，就到这养老了，还是要做干事，要发挥它的优势。我到文史馆以后提出我们应该把云南通史，云南丛书，过去前人编的书都整理补充，全部出齐，要把它完成。过去都有人可以完成这件事，今天我们也可以，只要有经费，我们就能办，后来上面也给拨了经费。现在云南丛书的整理已经基本完成了，一共有好几架书，现在是在做丛书的续编，丛书的规模还比与原来的都还要大。两套丛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但是我有首倡的功劳，省长批准了，逼的他不得不批，这个是我的成绩。我现在也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现在我个人承担了两个比较大的课题，都结题了，就等着出版了。一个课题是中国白族通史，这个课题立项是由大理州委立项，立项以后由我来组织队伍和主编，现在已经完成了，就等专家评审以后发行了。中国白族通史6卷本，也有一大套，这个是值得大说特说的一件事。再一个是文史馆的云南丛书的续编，现在续编计划已经做好，续编有几百卷，第一批100卷的样书都已经出来了，这个工程是很大的了。我天天说你们要把它弄好，我现在已经95岁了，希望有生之年可以我提倡出的书，亲眼看到，那我就可以瞑目了，我就高兴了。大家这会儿正在进行，也很快就完了。所以这两大课题也算是我能够做到的事。

采访者：从您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刚才您也提到对我们的期望，所以以后一定会努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张文勋：我倒是想再讲几句，因为毕竟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文学院的这些东西了。刚才我跟你说这堆书我都准备送给文学院，我要一个个的签名，要每一位老师都得到一本，我们文学院现在规模也比较大。现在是王卫东当院长，看起来还比较稳定，我们学校有两个重点学科，我们很想争取，我们能够列上，但每一年都总是列不上。现在我也没任教了，云大一直做的学科主要是历史民族学，天时地利摆在这里了。还有生物学，云南是生态示范区，生物学自然受重视。那么是不是我们中文系做出那么多的成绩，就只能默默无闻，不能被评为重点学科？我们要宣传我们的学科，我觉得我们文学院的老师都有责任，一个就是要督促成果，再一个的话，就是要多加宣传。最近我在用微信，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公众号搞得很好，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看。那天一个学生过来，我说这个公众号搞得不错，然后他就回去告诉张国庆，大家都很高兴，现在公众号每一期都有发表文章，把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都发出来介绍给大家。苏荟敏还有杨园他们几个，这个搞得还是不错。我和他们说今后一定要把这个搞好，时间长了以后可以把里面每一期出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个文集，这样的成果也有了，而且也培养了一批一批的人才，我很高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看我们的工作成果。刚才我说一个学科的建设一要有人，二要有成果，没有这两样东西，你自己吹了半天也是白吹。现在他们去国内开会，他们都说我们知道你们系有这样一个张文勋教授，我说你们也要宣传你们自己做的成果，要让大家知道你们现在也做得不错。

采访者：我们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有了解到您在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吸取了一些西方文化，尤其是苏联文学，还有以及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养料，来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底蕴，您是怎么想到将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艺理论和西方文化以及苏联文学等这些结合在一起的？

张文勋：这是我历来的治学主张了。我在云大读书时，遇见了刘文典、刘尧民几位名师，他们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做得很好，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又去北大进修，那个时候国家教委刚刚解放不久，专门去苏联请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专家来给我们办班跟我们中国，培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师。我觉得很好，比较系统地让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是西方文艺理论一个流派，并不是现在经典的文明，不唯我独尊，所以我们能就接触到很多西方的思想。我们之前听杨辉教授讲课，他讲文论只讲中国的例子。当时周扬是中宣部的部长，他就主张马列主义必须需要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中国化，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第一本《文心雕龙》我是在北京琉璃厂古籍市上买的，买回去看了以后就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转向古代中国的文艺理论，我就觉得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内涵太丰富了，我就决定要研究一下，走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有好多人搞西方文艺理论，反而不懂得中国文艺理论，或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对西方文艺理论也不大了解，缺少参照，这是不行的。我有一本书《诗词审美》，已经出了好多版了，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我就把西方的文艺理论的词语化成中国古代的名称，把西方的核心的理念用我们中国的东西诠释出来。

采访者：请问您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中文系的学子说的？

张文勋：关键就是两句话。中文系现在后起之秀，我都很看好，但是作为一个队伍还不算很充实，而且能扛大梁、顶台子的人才还需要好好培养。队伍人多了是一个好事，但是必须是要有几位在国内都很知名的学者这才行。而且要出作品，我一天在家就盼着他们出作品，他们送书给我，我就高兴了，几年都收不到一本书就不行了。

采访者：我这学期选了中国古代文论，我觉得这门课对于我来说有一点难，我想请教一下老师，面对很多文献书籍的时候，该怎么去选择，怎么样能更好的入门？我觉得挺难的。

张文勋：其实我就走过这条路，刚开始都会觉得看不懂、费力，一看不懂、费力就没有兴趣接着往下研究了。这种情况，首先就要多读书，一开始不要想着马上做什么文章，要读原文。我历来都提倡要读原典，学习古代文论的时候要从读原典入手，不要急着写文章，首先要把原典读透。我说的原典不是文论通史之类的，要从《论语》开始读，一步步深入，专门著作是一定要读的。到了魏晋南北朝，三曹和建安七子谈论文学的来往书信也是要看的，读完这些你就能大概知道那个时代的文艺理论了。然后你再下来读刘勰的《文心雕龙》，它标志着我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已经到了自觉的年代了。宋代的话《沧浪诗话》一定要读，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要看。通过这些书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中国文论的发展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传承的线索。等你有兴趣了，近代的可以看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我建议多看，朱光潜先生是不得了，他的外语非常好，学问也很好，是我这一代人的学习楷模。你从这些入门看，就会知道该怎么样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很有好处的。总而言之就是要读原典，这个很重要。

采访者：好的，谢谢老师，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