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师友情深

                                                ——殷光熹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周子雯、周奕萱、杨颖、郑宇虹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殷光熹老师家中

殷光熹，笔名晨光，教授，研究生导师。1959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毕业后就职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科员、秘书、云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采访者：殷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殷光熹：我叫殷光熹，字轫秋，“轫秋”的“轫”就是《楚辞·离骚》里面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这个是我外公给我起的，他是满清时候的一个举人。

采访者：那您是出自书香门第了。

殷光熹：我是1933年9月15日阳历，阴历是7月26日出生，是满族，籍贯是江苏省江阴市。学历就是大学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我是1959年秋季考入云大中文系的。本来分在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后来想了一下，我还是要读汉语文学专业，这个是主流文化方面的。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好像在当时来说东西不是很多，也不是主流，所以我要求领导给我调整到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导也就同意了。我们班一百零八将，多数是省外的同学，有华侨，人数比较多，有十几个，还有四川和其他省的同学比较多。当时系上安排我当党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调干。我1950年中学毕业以后，原来是在省政府工作，现在说就是干了9年多的公务员，当时我想还是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深造。因为我自幼爱好文学，从小学到中学的话，一般成绩就是第一名了，当时我参加国文、作文比赛还经常得奖。

比如说，老师抬了一盆花，摆在桌子上，让大家写作文，老师觉得我写得好，表扬我。后来我想着搞行政工作意思不大，成天弄到事务性的工作里边，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去深造。我主动提出要去考大学，说了几次领导都不同意。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处长，他很支持我，我就请他帮我跟更高层的领导去说一说，他去帮我说了以后就同意了。当时领导就说：“好，你去吧。考上就去，考不上还回来，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功课。”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一大间办公室，有沙发这些东西。平时就是裹一个军大衣，吃饭睡觉就在办公室里面，就复习功课了，复习到最后就报名考大学了。

我记得当时考的时候，最后考历史这门课，到最后要交卷了。前面老师已经在收着卷，还有一个问答题，原来记得的，老是想不起来。刚收到前面那一个，我想起来：摩洛哥！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我马上答完，老师就把卷子就拿掉了。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居然还是考上了。因为我们是调干，来大学读书是带薪的，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70多块。

采访者：这工资在当时可是不少呢。

殷光熹：相当于当时的讲师了，助教才56块嘛。当时到了云大以后，有一段时间就停掉了，停掉以后生活就困难了。我的一些同事、老同学就资助我，每个月给我寄钱汇钱，隔了几个月又恢复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这些老同志、老同学，还是很感激他们，帮我度过了一段时间事业的困难时期。到大学以后，特别是60年代前后，这几年不是全国都是到饥荒，非常困难，我们同学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这些同学，相当困难。

采访者：这是在60年代初期吗？

殷光熹：嗯，60年代初。当时吃饭，拿一个脸盆装好大米，放到锅上蒸，熟了以后拿刀划成小块，一家分一块，菜油水太少了。所以好多得了水肿病，泡肿，一按腿手都是肿着的，相当困难啊！还有的学生早点吃稀饭，吃完以后拿调羹去刮。处在那种情况下，同学们还是坚持，我们班有些好多同学虽然困难，但读书非常用功。有些书当时都没有，或者买不起书，或者有些资料比较少，书店也没有卖，就靠手抄。我记得有个同学，他就把《文心雕龙》整本书抄下来。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所以我也是抄了不少东西。当时，我们听到南平街新华书店有什么新书到,有的一发现回来就给大家说有什么书了，大家呼一下子就蜂拥而上，前去抢书。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习风气还是比较浓的。像有一个同学是四川的，他喜欢巴尔扎克，我记得他说：“我喜欢巴尔扎克，将来我有他的成就就不错了。所以上课时候听着，看到他笑眯眯的，实际上他在思考别的事情，所以大家就说他是未来的巴尔扎克。又比如，有一次我带着同学到个旧去实习，个旧实习规定晚上就要熄灯，我查夜的时候去看，有一个同学蒙在被子里面拿电筒照着看书，我说：“你晚上还看书，看什么书？”他说：“《红与黑》。”我说：“《红与黑》！看到哪儿了？”“于连爬进德瑞纳夫人窗子那里。”我说：“哦哟！你这个，别看了，别看了。”有好多笑话，哈哈！

那个时候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住在映秋院，双人床、木头做的双人床。那个臭虫之多，天花板一直呜呜的，它一般是隐藏在天花板里面，晚上一熄灯，臭虫就像吹集合号一样来了。大家蚊帐都是密封严实的，但它们还是钻得进来，有的同学就叮得睡不着，要把臭虫弄死掉，有血嘛——“血债要用血来还”，哈哈哈哈哈！当然，平时我就动员大家把床抬到下面去，用开水烫，就是想了很多办法，甚至用敌敌畏喷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华侨，是泰国的，他晚上睡着，突然一下往这一看，惊叫：“哎呀！哇，我发现了一条马克思没有发现的原理！”嚯——他思维很活跃；还有的同学喜欢写诗，那么他就在床的旁边，贴了一张白纸，晚上写了构思，想起来以后有什么好诗，拿电筒就赶快记下来，怕忘记了。

像我们那个时候，外语学的是俄语，俄语卷舌音很难，好多同学总是学不好。我们有一个乔传藻老师，他当时喜欢搞创作，他在学生时代就写了几篇小说，发表在《边疆文艺》上。我记得有一篇就是写照镜子练俄语卷舌音的趣事，还有一篇是写一位女助教的第一堂课。其实，老乔很喜欢搞创作。

采访者：乔传藻老师坚持创作，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还是“银杏文学奖”的获得者。

殷光熹：在我们同学中，还有一个叫陈朝慧，在云南师范大学，也是教授，当过师大学报的主编。他散文诗写得很好，小说也写得好。当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全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可以说，我们的同学都各有专长。特别那些华侨，我发现他们一般主攻方向都是在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我就想他们为什么不选马列、现当代这些，我猜他们可能毕业以后要出去。出去要生存，生存你在香港只能教汉语啊，是吧？这教书你就古典文学、语言学用得上是吧？你学其他的，去了就用不上。所以华侨同学在这一方面主攻方向也比较多一些。生活困难的时候，华侨里面有一些爱国的，连家里边遗产都不要，继承遗产的事情都不考虑，就来读书了。印尼华侨有一位，现在已经去世了，肝癌。我记得他就是连遗产都不要了，就是因为爱国，来云南读书，所以这位同学成绩很好，品行也很好。另外，还有一些华侨同学，像有一个越南的，他也相当用功。他说他考云大的时候，监考宣布了最后5分钟，他一急，把尿都急出来了，紧张得吓坏了。但后来终于考上了，他就觉得机会难得。可见，他们这些华侨都是非常爱国的。

采访者：您的这些同学让我们也深受感动啊！那么您在云大求学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殷光熹：说到老师，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一位就是刘尧民先生，老系主任，他是东川人，准确地说是会泽人。他是自学成才的，在家苦读了7年。自学了7年，他功底相当好，经史子集如数家珍，我们教研室的十几位老先生，我当时是年轻的，都很佩服他。这些老先生之间经常争论一些学术问题，不过刘先生一发言，大家就都服气了。刘先生的学问主攻先秦文学，但是他能够从先秦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能够讲通，学问是比较精通的，对现当代一些作家，像鲁迅这些他都比较熟悉。他讲课，比如选修课就是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讲楚辞研究讲得比较细、比较深，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他曾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曾收入到《楚辞研究论文集》《诗经研究论文集》，那么在当时楚辞研究方面，他在全国还是有名的学者，所以当时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曾经专门到云南时，曾到我们云大中文系来拜访他，交流学术。费德林后来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苏联时期曾经担任过驻联合国的苏联代表。

采访者：像费德林先生这样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史之学的研究还是做出了较大贡献，他们的学术成果也有较高的价值。

殷光熹：是的，价值比较大。我们有一次在湖南开会，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想见到费德林都比较难。他比较喜欢为他当翻译的人，若谁给他翻译了些材料，他就经常接触那一位学者。不过，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架子比较大，因为他权威嘛，在当时的汉学家中，他比较重要。他能够到云大中文系来拜访刘尧民，已经不错了，这就说明刘先生的学术地位还是比较高。刘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写的是孔子的文学观。他最后看了以后，在我的论文里面有些句子打双圈，表示赞赏，给了个优，我平时对先秦文学比较感兴趣，有时候经常去请教他。老先生也没有什么架子，平易近人。

在他的家里边，我看他书法也是写得比较好，我只看到过他的隶书还有甲骨文，其他的我们没看过。老先生还会绘画，有时候师母坐在旁边做针线，他就在那素描。据说他会弹琵琶，这个我倒没有亲自听见。所以兴趣还是比较广。

当时民间有“云南三大才子”之称，一个是原来省政府的秘书长，一个是龚自知，副省长、民主人士，再有一个就是刘先生。刘先生后来得了一种头会摇的病，就叫什么？

采访者：帕金森综合征？

殷光熹：可能就是帕金森。讲课也是会这样，后来我们教研室的汤鹤逸老先生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拿左手这样，然后头就稳住了，不会摇。”的确有效！所以刘先生上课就是按照汤先生的办法，经常拿左手扶着，讲课也非常幽默，因为他知道的典故比较多，上课有很多闪光点，所以学生很喜欢听刘先生的课。

当时我们系提倡要又红又专，反对走白专道路。所以在当时我们系对刘尧民先生和张文勋先生有这么一些看法：刘先生是先专后红，其实他原来早期是参加过共产党，后来也因为什么原因断了联系，后来才又重新入党了。他实际上也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了。刘先生是先有学问，然后是共产党员，所以先专后红；张文勋先生是又红又专，是榜样。这是两条道路了，他们走的道路——一个是又红又专，一个是先专的。你要学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当然要又红又专了，对不对？要先专不可能了，因为解放后了你还先专就成了白专道路了，就要挨批评了，所以说不行的。所以说你在当时要走什么道啊？都是又红又专。白专，你成天埋头专业，不管政治不行。

张文勋先生当时是副系主任。像刘先生，接受新事物还是比较快的，在学术问题上常有自己的一些新见，他发表的论文在全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他的著作《词与音乐》，这是他的力作。这本书他去世以后，有张文勋先生帮他整理、出版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搞词学方面，懂得音乐的人少之又少，刘先生他就懂得古典音乐，像工尺谱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熟的，所以他来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就有一定的权威性。后来，我看到施议对也出版了一本书。

采访者：就是《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吧。

殷光熹：对。其实我觉得他多少还是受刘先生的影响，但是他里面就不提这些东西。

采访者：有人已经指出他这点不太好。

殷光熹：他还要指手画脚的，我当时看了当然不服气。我说因为你的功底和刘先生的功底那是相差太大，是吧？你懂这些古典音乐吗？音律你懂吗？所以后学有时候还是要尊重老先生。有时候你不要太过分。我觉得在全国来说，词与音乐，特别是音乐方面，要十分精通，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你音乐素养不行，要研究这些东西，你就感到底气不足。

刘先生很可惜，后来在“文革”当中遭迫害，那些造反派把他“抓翅膀”，拿到中文系资料室里面去批斗，当场休克，马上送到医院抢救，已经不行了。因为老先生胆子小，突然一下子，涌进去，要批判抄家，把他捆起来，你看那么大年纪的人拉到里面去。我是没有去参加，根本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所以很可惜。去世以后，一提起这些事情，心里面就是很难过。

采访者：那个时候刘文典先生还在不在？

殷光熹：不在了，刘文典先生好像是1958年去世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批判什么法权思想，写大字报、小字报。反正他是受到一些冲击。在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有一个习惯，刘先生坐的那一把交椅，在他去世以后好多年，谁都不敢坐，开会都是空在那儿。

另一位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就是张文勋老师。张文勋老师当时比较年轻，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老师，一位全面发展的理论家、教育家。刚才我说了，我现在也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学习榜样，紧跟慢跟也跟不上他的步伐。他脑子聪明，功底大也很深厚，脑子也快，善于捕捉学术上的一些新问题。他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史，我还是下过一定的功夫。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当时我有一篇作业，拿到师范学院发表了，所以我还是下过一定功夫，对他这门课我还是比较重视。他在全国古代文论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一位学者，特别在《文心雕龙》方面。实际上陆侃如、牟世金等知名学者，像牟世金，他的许多工作是在翻译方面，在理论建树上我觉得好像还欠缺一点。我觉得张先生是基于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之后，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有突出成绩的学者，也可以说是开拓者、引领人之一吧。
 1979年在昆明召开首届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就由我们中文系主办，张先生主持的，我也参加了。那一次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来的人都是重量级人物，像吴组缃、程千帆、舒芜、马茂元、霍松林、王达津、蔡厚示、袁行霈等等，都是现在很有名的大学者，来了一大批。那一次聚会是把“四人帮”粉碎以后，这些原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物突然一下翻身了，来参会时心情都非常好。所以作诗、吟诗，像钱仲联、周振甫他们都是摇头吟诗，作学术报告；像程千帆先生也很感慨，他说：“我那个时候被打成大右派、贬到乡下去放羊，亲自给羊接羊羔。”霍松林先生也是受了重大的打击迫害，他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写了好多诗，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些，还给我写了一些。陈先生也给我写了，钱先生也给我写。还有姚奠中先生，现在100多岁了，他的高徒刘汝庆都是相当有名的人。这些老先生非常谦虚，而且心情也非常好。从昆明到安宁温泉，在温泉里面又聚会了几天，然后回到昆明又到石林去参观一天，我也陪着他们去了。我记得霍松林先生在阿诗玛那个地方，一个小山包上，那个情景他相当激动：“阿——诗——玛——！”当时那种情景，这些老先生们的心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很不容易，马茂元先生他有哮喘病。对，哮喘病。走路走了一段就会哮喘，我也就陪着他。他走不动了就坐下来，然后吟诗一首，也送给我，我觉得这老先生真好。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所以我当时还把大家的发言综述了一下，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然后请他们每人写一篇学术讨论的心得，也在《思想战线》发了十几篇。所以我印象就很深，张先生主持的这一次会，首次把全国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邀请到昆明来聚会，影响相当大。
 当时像吴组缃老先生年岁比较大，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儿子也来了，我说：“你照顾照顾你父亲。”他说：“哦哟！我也不敢负责，万一出个什么。”赶快先把他还是送回去，免得万一出了什么事，谁也负责不了这么大的事情。吴组缃是一级教授，当时名声也很大。所以张先生这一次会把全国文人、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还把全国高校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都研究、讨论好了。这一次我觉得他对我们系建设贡献影响也比较大。

张先生是比较全面的，除了古典的东西以外，文艺学、美学、佛学，他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过不少著作，还有少数民族文学。云南白族文学史，也是他首先他带着学生去调查过，后来组织学生一起编写了《白族文学史》，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学他也搞，比较全面。他的成果也比较多，我们望尘莫及了。最近好像听说还在弄几本，我前几天打电话，他说我这儿又弄几本。“文革”时期，我和张先生是邻居，住在附中的小平房，那个时候生活是相当艰难。油、米、柴这些都要购粮票，连烧柴都由购粮的分配给多少。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和张先生到莲花池米粮店去批烧火的柴皮，批了以后捆起来扛了，我扛着就闪着腰了。张老师还不错，他还扛着走。我这满头大汗，结果腰一扭，就闪了一下。现在想那个时候有一点钱买一块肉，把它腌起来，挂在高处，一天割一小点。哎，油水太少，但是学问、读书还得搞是吧。勒紧裤带，还是要读出来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些小事看，张老师比我们还要强。

采访者：张先生是大才嘛。

殷光熹：张老师是刘文典的学生，刘文典先生去世以后，留下来的遗著需要整理。所以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他就想到要为先生整理他的遗著，所以和刘先生的儿子刘平章联系了嘛，准备为刘文典出全集。工作量当然比较大，你要收集这些东西，还有点校做起来是相当麻烦的，还需要解决经费这些问题，有一系列问题要面对。但他还是推动了《刘文典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

采访者：殷老师您也参加了吧。

殷光熹：我也参加了。《淮南子》就是我点校的，是云大和安徽大学合弄的，李学勤还做了评价。李学勤也是权威学者了。他认为这个点校本“属于印书最佳之列，比如《淮南鸿烈集解》，其作者手批本重校，胜过通行的标点本”，并表示仅《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这两种书来说，“其全集即足以传世”，哈哈！

我当时集中精力投入到《淮南鸿烈集解》的点校工作中去，一投进去，时间就只能搞这个，其他我的计划也就完不成了。但是老师叫学生弄嘛，考虑半天还是承担下来了，一弄就是两三年。哎呀！比较各种版本，这些东西弄起来相当复杂，那些古体字、异体字，校起来就是头疼，弄得晕头转向。所以我的桌子要铺得宽一点，搞这个相当麻烦，硬着头皮，搞就搞了，没有办法，反正接受这个任务就完了，终于还把它弄出来了。张老师说：“你各种各样东西都要搞一点嘛，校勘也是一个成绩。”所以在张老师的主持推动下，把《刘文典全集》出版了。当然，安徽大学也参加了。我觉得这个表明张老师对自己的老师还是很尊重，因为继承文化遗产，这些老先生的一些东西你不继承、不发扬也不行，对吧？所以刘文典先生的儿子刘平章对我们还是比较感激的。刘尧民先生的《词与音乐》也是张文勋先生帮着推动的。

采访者：最近我们也在准备整理刘尧民先生的著作，但是现在拿到的材料还存有问题。

殷光熹：不是原来还是刘鸿印老师同意的嘛，说是也要把它弄了，结果他就是……

采访者：他就是交给哪一个教育出版社了。

殷光熹：是东西交到哪儿，没下落了？而且他女儿，后来怎么是失踪了。很奇怪，始终没有找到，所以很麻烦。他是交给出版社是吧？

采访者：我们最近在查找，在谁的手上，但是因为退休了，可能这些不好查找了……

殷光熹：这是很可惜啊！还有一位老先生，是胡适先生的高足。胡适先生提倡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他就响应胡适先生，专门写了一些考证性的文章。过去这个话是要被批判的，但我觉得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他教汉魏文学史，选修课上文献学、文选学，还有一门工具书。工具是使用法，这个工具书使用法很有用的，特别搞古典文学这些，你学了，你要学会自己查很多工具书，无师自通了。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去问老师，有些东西你会查工具书，你自己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搞文史哲的同学学会查工具书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会查工具书是寸步难行，深入不下去，只能看别人的注释，看第二道、第三道的材料。你这学会了查工具书，有些东西就无师自通了。

所以张先生在课堂讲课，当然他的年纪比较大，是坐着讲，不像我们年轻人，不能坐着讲。上课前的学生都把藤编椅摆好、茶泡好，他板书有时候助教替他板书，不时学生就帮他擦黑板，很尊重老师，都不需要喊起立。那时候，老先生坐着讲，那么他是非常强调打好基础功、基本功。他曾经说过一个事：“你们要把基本功打好，比如说发现一个难字，你能够破译这个难字、解释这个难字，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恒星那样伟大！”

采访者：这个是胡适说的话。

殷老师：他也说了这个话，哦哟，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他就说了。我们都为之一震，哈哈！所以他平时上课要布置作业，问什么东西，你们到工具书去查，查了以后课堂上提问。有一次布置的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汉书》里边的一个什么，布置了我们同学去工具书上查。来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布置的，查了没有，查了的请举手。”当时我在看讲义这些东西，结果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站起来说了我的名字。他可能就记录在案，知道了。他又说：“你们为什么不查？”大家就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了，怎么弄的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

他爱下象棋，下棋的水平也比较高。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四川的同学，姓龚，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是高手。在昆明，他经常到文庙和昆明的那些棋手下棋，都下不过他。所以来上课，先生都说“棋手，你是棋手”，邀请到他家去跟他对弈，胜败不知。先生很有趣，有一次讲课，他就说“叔雅先生”，那个姓龚的同学就马上站起来了。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他准备写一首《火箭赋》。他生前就说要写大赋，大家就为之一震，很不简单哦，《火箭赋》！

先生讲课的时候说：“你们读书，不要读那些伪书。写文章写论文，不要引这些伪书，像《尚书》里边的一些《孔子家语》《孔丛子》什么的，你们千万别引！”所以也提醒我们，以后我们写东西注意哪些东西，真伪问题要搞清楚。

先生信佛，这个也是听说，我也没有清楚。他信仰佛教，经常读佛经，读佛经之前要先把手洗干净，然后盘坐，才用手去翻。他的兴趣比较广，但是也有点书呆子，据说他连鸡蛋怎么做了吃、怎么弄熟都不知道，这个是听说。他家的有几套线装书，版本非常好，他去世以后家人就要卖，当时我听说这个消息，就建议学校图书馆赶快把里面二十四史这些成套的、版本好的书都买下来，后来不知道学校去买了没有，卖去社会上那就太可惜了。他在我们系也是一位很有功底的老先生。

采访者：谢谢殷先生耐心细致地回答，今天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