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谭君强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周子雯、周奕萱、杨颖、郑宇虹
地点：云南大学映秋苑
谭君强，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进入云南大学学习，先后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比较文学系，获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学位。著有《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等。
采访者：老师好，首先的问题是关于您本科求学期间的，我们了解到您的故乡在湖南，而本科是在云南大学就读的，想问一下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昆明求学？
谭君强：我是湖南双峰人，跟曾国藩是一个县的，曾国藩的同乡。到云南大学来，其实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因为我的家里，我父亲的工作是流动的，我父亲是——在当时是有铁道兵，他在铁道兵做技术工作，然后应该是从1957年底就来到云南了。
最初在曲靖——我那个时候是读中学一年级——我在曲靖一中读过一个学期，然后初中一年第二个学期，我就转到昆明来了。那个时候他（父亲）工作地点在昆明，所以我就到昆明来了。在初一的下学期开始，我就转到现在叫做云南师大附中，那个时候叫昆明师院附中，我就在那个地方上初中、上高中，一直从那个地方就毕业了。
到云南大学，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不像你们现在可能是知道分数以后才填志愿，我们那个时候就蒙着了，高考以前就填志愿了。所以我填的志愿还记得很清楚，其实我开始也不是对中国文学有特别大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确定学什么好。听了一个同学的介绍，因为他的家里有一个亲戚是在法院做法官，做法官很好，他就建议我去学法律。所以我填报的志愿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志愿是北大法律系；第二个志愿是北大外语系，那个叫西语系；然后第三个志愿是我就记得是川大中文系；我不记得是不是分省内省外了，省内就填了一个云南大学中文系。
其实我当时高考的成绩是很好的，我记得很清楚是412分，高考的成绩。在我们后来进云南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的辅导员告诉我，我的成绩是412分，在当时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的这几十个同学当中，唯一一个上400分以上的考生。
所以上云南大学、上文科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因为我眼睛有色弱，不是色盲了，色盲就是五颜六色都看不清了，色弱它就有一些在特定的情况比较分不清，比方红色、绿色，红绿有点不清楚了。而色弱它学理科限制的就非常多了，很多专业都学不了，只有一些纯（理科专业），比方说数学，这样一些可以学习，而我又不太想学像这一类的课、这一类的专业，所以我就选择了文科。文科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文学了，所以就报的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那么这样我就在1963年就进了云南大学了。所以我的求学经历实际上也就是跟你们一样，经过考试，经过高考，我们这几十年以来都是这个途径，可能你们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开始的时候对中文系非常热爱，逐渐对它产生了感情。我这个是从开始对它没有更多的知晓，到逐渐地喜欢它、热爱它，终身都以它为业，那么这是求学和任教工作的过程，从偶然逐渐地到最后的一个必然，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1963年到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文系我记得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专业，一个是比较晚才开设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我记得在我们来的时候，应该有断续招过几届学生，后来在64年的时候又招过一届，我记得63届我们来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一届是只有汉语言文学这一个专业。
采访者：想请您分享一下本科期间在学校的一些经历，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过往。
谭君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给我们上课的老师，现在都已经过世了，我们来的时候系主任是刘尧民，一个老先生；副系主任，我记得应该是1964年做副系主任，现在健在的张文勋先生。系主任刘尧民老师，副系主任张文勋老师，给我们上过课的，就包括我们系主任刘尧民先生，给我们上过古典文学课，他讲《诗经》很有意思，记得还很清楚，诗经的诗随手拈来，讲得非常生动，他语调比较平缓、悠缓，听起来就好像你回到几千年以前的过去一样。
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很多，还包括像江逢生、傅懋勉，都是上古典文学课的，吴佩珠这些老师，还有像郑月蓉，郑月蓉老师也过世了。现在还在的，比方说像杜东枝老师、李煜华老师，大部分老师都过世了。做我们辅导员的是已经过世的李子贤老师，他刚刚今年才过世的，几个月以前。还有一位是吴光范老师，吴光范老师是后来离开云南大学到省政府，到最后做了应该是省人大的副主任。他当时当我们的辅导员，真正实现跟同学在一起了，他是有一段时间——映秋院，你们采访这个地方，以前中文系男同学的宿舍。我就在这个宿舍住过，一来的时候就在这一排，应该是靠这个方向，大概过去一两间，或者是就在这个地方住过，二楼那边也住过。吴光范老师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在我们宿舍，和我们住在一个宿舍，他当时做辅导员，真正是深入到同学当中去，跟这个同学在一起同吃同住，了解同学，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很好的辅导员。
那个时候对云大还是很有感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书记是高治国，也已经过世了。校长是李广田，著名的文学家，文革当中受到迫害，自杀了。
学校那个时候比现在人要少多了，我们在校的时候大概有本科生——那个时候研究生很少，是个别的了，主要是本科生——本科生有2000多人。有8个系，文科4个系，理科4个系，文科有中文、政治、历史、外语，理科有物理、数学、生物、化学，2000多个同学。所以跟现在是没法相比了，现在可能是当时的10倍了，校园也大得多了。
采访者：您在本科时期，同窗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谭君强：我们同窗的同学现在有些还是都有交往。我们那个时期，因为经历过文化革命，1966年，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一届是1963年进校到1966年就碰上文化革命。那个时候我们是5年制，从1961年入学开始，云南大学本来本科是4年制，后来从1961年开始就改为5年制，5年制的本科，要读5年了。所以我是63年入校，毕业是68年，但是66年开始文化革命了，所以后面一两年的时间，一两年的时间实际上就读不了书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到后来，已经是同学就分成各种各样的派别，这个东西影响到整个全国高校了，都是分成这样派那样派。所以本来是同学之间感情很好的，可能有些因为在不同的派别就没有什么来往了，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说自己是正确的，都说自己这一派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很难一起再相互沟通，除非一些很好的朋友，（因为）顾及这些。当然我也有这样一些朋友，有这样一些同学。
文化革命是对我们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把我们整个求学的过程，把我们后面整个的——我后来是在大学任教，做教学、做科研——把我们整个科研、研究，可以说推迟整整10年的时间。本来应该可以，如果连续地在学校里面，从求学到正常地毕业——像现在这样——到正常地读硕士、读博士，那么这个时间就大大地缩短，你可以在30岁不到，就开始很好地进入教学跟研究的领域了。
我中间就隔了一段时间，是在1976年以后，再回到云南大学，1968年离开云南大学。离开云南大学以后，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全国的大学生，在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分配到军队的农场，叫军垦农场，去劳动锻炼，差不多都是当农民了。
所以我是1968年的年底去了部队的军垦农场，开始是在滇西的54军建川的学生连。后来54军调防以后，就是11军，在这两个部队的军垦农场，我锻炼了一年多时间，不到一年半。然后在面临分配的时候，当时选了一批毕业生到部队去工作，那么我当时是被选到部队去的毕业生之一了。
我在11军做军人，一直到1976年，才从总部回来，回到云南大学，开始做教师，一直到现在，一直就留在云南大学。所以云南大学，我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在这读的书，然后又在这毕业，然后又在这个地方工作。虽然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到国外去学习，但是还是回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再回到我的母校，在这里一直工作，可以说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不管是在职也好，或者后来退休也好，一直在做着相关的工作。
研究生的课程我是一直在上的，直到这个学期。我前一年跟学院说了，我说我不希望在我不能够上的时候，再离开教学岗位。我希望在我身体还很好，我还能够上课的时候离开，不再上研究生的课程。这样让年轻的老师能够及早地接上我上的这门课程，我虽然不上这个课，我还可以帮助他们上好这个课。所以我是从这个学期开始，才不再给研究生上课了，本来我一直都没有中断过，一直那么多年，上到2019年，我的课程是一直完整地在上，到2019年，上研究生的课程。本科生的课程是比较早就没有上了，但是研究生的课程我还是一直在坚持上，到2019年。只有一门课程，给博士上的通识课，因为那个课程的时间不长，就上一次，我还在接受的还是给博士上的通识课程，那么别的课程就都不再上了。所以我是从这毕业的，是在这儿求学的，在这工作的，在这做研究，所以我能够做的工作我一直都在做，一直都没有中断，包括做的研究工作，这些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到现在还是在做，因为这个可以说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爱好。从开始进入中文系，是在不自觉地进入中文系，到现在逐渐一直到现在就越来越喜爱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研究，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领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也就在一直做着。
采访者：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时期的一些经历？比如您最初是怎样选择这所学校，还有决定留学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谭君强：最初留学的想法，其实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因为师院那个时候是很好的一所中学，它有很多学生它都是毕业以后就去留学，主要是苏联东欧。那个时候选拔叫做出国预备生，读中学的时候还是看得很羡慕这些自己的学姐们学哥们，他们能够选派去做出国预备生，去到国外去留学，还是非常羡慕他们的，也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所以说这种愿望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可以说就已经有了。
后来我1976年到云南大学以后，分配我到的一个教研室是外国文学教研室，最早我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是在外国文学教研室，给我分配的课程是教外国文学。
我们在学校，在中学、在大学那个时候学习的语言外语是俄语，俄罗斯语言。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的高中——我记得我们是从高中开始学，初中没有学外语，是从高中开始学的——绝大多数中学跟大学的公共外语的课程都是俄语。
但是让我教外国文学，那么俄语它相对来说是非常受限的，所以我就想可能我需要学习一门更通用的外国语言。
后来正好我们学校从1978年还是1977年开始，它举办了一个教师的英语学习班。我的英语在那个时候是零程度，因为我没有学过。虽然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曾经请过一个老师，我们自己组织了一批同学。因为后来厌倦了文化革命后期的那些活动，那些派系的活动我们非常厌倦（就没有继续学习了）。当时是通过我们的俄语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外语系的学英语的一个毕业生，他是66级的一个学生，来给我们教英语。所以我在是文化革命那一段时间，我就学过一段时间的英语。
那么后来在1977年还是1978年，学校组织教师的外语学习班，英语学习班，我就报名去参加了。因为也从我自己的专业考虑，外国文学你不能只靠别人翻译的这些作品去做研究，来讲课，那样你可能是没有底气的。所以你还是要以直接掌握你所教授的相关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语言，那么这样才说得过去。所以我也就从1978年就开始参加学校的英语学习班。
后来一直在坚持学都没有中断，1984年到198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选派了一些老师，到省外的外语院校去学习，叫出国预备部去学习。我当时就被选派到两个学校，一个是四川外语学院，还有一个是西安外语学院。
在四川外语学院的出国预备部学习了一年，在西安外语学院的出国培训部学习了半年，集中地学了一年半的时间。这样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有公派留学，到国外的公派留学。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你个人只要你自己可以自费（就能够去）留学。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家庭——除了个别的以外——没有任何家庭可以有这样一种能力，自己自费去学习。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派留学。公派留学它有一个考试，他叫做应该是叫 Visiting Scholar Test，VST考试，专门为出国去学习的——已经工作的出国留学、出国学习设置的了。那么我就参加了应该是1985年的 VST考试，最后被录取了。当时云南省全省只录取了16个人，很少，基本上都是高校的老师，学中文的只有我一个，中文出身的。大部分都是理科的，录取的有16个。
我最后——因为大多数人都希望去到英语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最后给我分配的国家，它当时是分配了，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考虑了。当然我自己也提过一点，因为我教外国文学，知道古希腊罗马这是欧洲一个源头，所以我就说能不能到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也是我很向往的一个国家。我自己也提过，我最初选择的是英美国家，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但是没有名额了。然后再选择，我就自己选了一个意大利。可是他倒是同意我到意大利了，但是又有一个要求：要我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一年的意大利语。这样我就很为难了，我说我英语已经学了那么长的时间了，我自己是这么艰苦的条件，学了这么长的时间，基本上已经还是可以运用它比较自如了。要叫我再换一个语言，这样一个是我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我不可能这样成天在语言上转来转去，一会去学英语，一会去学意大利语，所以当时我就打了一个报告，我说我希望换一个其他的国家。但是换一个国家，你不可能再换到英美国家，因为名额已经满了，我只能换其他的非英语的国家，我就找。当时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现在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原来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去学习的时候，他们图书馆淘汰很多书，有一本很大的一个，我记得是世界学术机构的一个词典，那么厚的一个词典，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大学。当时我看了中国的也不多，我们云南大学也列在这个上面。就全世界所有大学机构，上面的地址、名称、专业，这些都有。
我就想到了我要去我只能去一个英语（国家），虽然不是它的母语，但是比较通行的一个这样的国家。那么我一找，我一看，我就想到这个荷兰了，因为荷兰这个国家它是用的是荷兰语，但是它的英语的程度相对说来是比较高的。他们高校他们普通一些学生受过一定教育，都有一定的英语的水平，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荷兰。那么在荷兰定了以后，我就选它的大学，最后我选的就到了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因为这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那么这样，我就给阿姆斯特丹大学（进行联系），按照我上面查到的地址。因为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在网上什么都可以查得到，那个时候是你两眼一抹黑，对国外的情况知道得非常少，所以我也就需要首先一个选择，阿姆斯特丹大学。然后我去了以后，后来一直是我的导师的，叫John Neubauer。他给我回了信，就欢迎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它是国家公派，做一年的国家公派的访问学者。从这样就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学院之下是这样叫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我的导师他就在这个系里做教授。去学习，选择这个学校，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没有什么先前一些任何的跟他们的联系，跟这个导师也不认识，也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联系，甚至对他的情况我都不太了解。实际上我记得当时我是直接写信给这个系，然后是他给我的回复，所以后来他一直是成为我的导师了，而且一直可以说终身都跟他保持着亦师亦友这样一种很好的关系了。
我应该是1987年到阿姆斯特丹大学去。学习这个专业，叙事学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因为我导师的关系。我去的时候因为当时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只是希望到国外去看一看，国外的学校，学习国外的相关的一些课程。然后因为我教外国文学，范围也很广，它也不是我们中文学的外国文学，老师主要不是按照国别来分的，它按照整个国外的重要的文学分几段来讲授的，所以我刚当时出国的目的不是非常明确的。去了以后，我的导师他就问我了，他说你要到这里来要学习，学点什么呢。我就说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的建议。他就说你是不是研究一下叙事学，narratology，他说这个目前在这是应该说非常流行、非常时兴的一门学问。
他这样一建议，正好那个时候他们开设有一门叙事学的课程，他也建议我去听听这个课程，因为正好这门课程它是用英语讲授的，他们那里有一些课程是用荷兰语讲，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来讲授的，这个课程恰好是用英语讲授的，他就建议我去听听这门课。我就完整地听了这一门课程，然后在国外就收集了不少的资料，这样就一年的时间也就到了。
然后我在荷兰的时候，因为跟导师在一起学习，他也逐渐了解了我的情况，也看到我在国外学习的情况。到后来了，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我当时听到他这样问我，我还是很吃惊的。因为博士我当然知道，国外最高的学位。我们现在通常说博士后是最高，但博士后不是一个学位，它是博士之后的一种工作，就是利用你在最有活力，刚刚博士完成以后，最有这个条件来做研究的时候，用于做一段时间的研究。博士实际上是一个最高的学位，那么国外的博士，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心里就想我能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能不能够完成博士论文。因为国外的博士论文它的要求是很高的，荷兰国家它读博士，没有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入学考试，他实际上是导师建议，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审核制。我们现在实际上也就是审核制了，我们现在招收博士。原来我们一直试卷来考试，但是后来这种方式不一定很好，现在也已经改成审核制了。你像导师提出来，把你的情况做一个介绍，你要做什么研究，你原来做过一些什么研究，你原来的研究基础，让导师了解，那么导师有很大的选择权了。现在我们国内也向这个方向在发展，国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问题上在选取谁做你的博士候选人，导师有很大的决定权。
所以他问我，我当时考虑了一下，当然因为我一直心里都在想着，有什么事情，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是能够可以达得到的，所以我说我当然愿意了。这样后来经过我把所有的一些材料，他要求的所有审核的材料，包括过去的读书的所有的履历经历，大学时的成绩表，所有相关的材料、推荐信递交给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后，最后审核，那么它通过了，是从1989年的7月1号开始，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正式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这个博士学位了。那个地方要求攻读博士学位，它最关键的是要完成它的博士论文。荷兰这个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他可以用他的本国语言荷兰语来写，可以用英语，可以用法语，用德语，甚至于可以用导师认可的任何一种语言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
我的导师他原来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他是后来才去到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是在我到荷兰去的前两年他才应聘，他也经过很激烈的竞争，他获得了这个教职。因为他的夫人是德国人，原来是德国人；他本人是匈牙利人，后来到美国，长期在美国读书，入了美国籍。后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他是比较文学的教授了。经过他的推荐，然后审核认可，我从1989年7月1号，从这个时候开始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了。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撰写论文还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用英文撰写论文，毕竟跟你用本国语言撰写论文是两回事情，他要过几道难关，一个是你的学术关，你写的博士论文，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论文，应该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要求的论文；再一个它必须用英文来撰写。我写这个论文，因为我在那里已经有了叙述学研究的一些基础，这个论文既然是用英文来撰写，而且是要由外国的教授来审核，那么你只能用一个他们也听得懂的语言，来写相关的问题。而这个叙事学可以说是他们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因为叙事学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比我们当然要早的多。它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学术语言，所以我就考虑用叙事学，我刚刚开始掌握叙事学的理论，来做一个叙事分析。那么做叙事分析，你要找一个有意义的作家，找一个有意义的作品，所以当时我想到的首先进入我眼中的，那就是鲁迅的作品了，鲁迅的小说。因为鲁迅不仅在国内现当代文学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在国际上他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所以你考虑一个在国际上有国际声誉的作家，选择一种他们听得懂的学术语言来对它进行分析，所以这就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了。我把这个跟他提了以后，他也同意，最后写了博士论文的大纲，他同意了，就开始按照这个方向来撰写博士论文。我写这个博士论文也跟我后来写文章风格也差不多是一致的，一个个点把它啃下来，一个个问题把它弄懂，一篇篇的论文出现了，然后在整体上把它整合在一起，按照一个既定的框架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论文最后完成的跟我开头的题目也是完全一致的。我的论文题目《A Narrative Moods—— In LuXun’s Short Stories》，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一个很典型的叙事学研究的课题了。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博士论文了，这个博士论文后来我把它中文版出版，中文版出版时我把它这个题目稍微变动了一下《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这个书后来作为云南省后来申报的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就作为其中的一本也都出版。所以我整个的在国外的学术训练，都是通过撰写博士论文这个方式来完成。因为导师他对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学术规范，他在我的这些给他提交的论文——那个时候，提交论文交给他是直接改在这个论文上的——他有的时候几乎是满篇都有动过的、都改过的，非常严格，非常负责任。所以我的整个的训练也就通过这么一个博士论文的撰写，最后得以完成。这个可以说对我后来的、后半生的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想想这一段的研究过程。写博士论文实际上就是一个研究过程，我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了，一边撰写这个（博士）论文，那么实际上我英文论文跟中文论文同时就出现了，有些当时也就发表了，所以他为我后来研究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这里我是特别怀念我的导师Neubauer。在荷兰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好，以后我们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来过我们学校，来过两次，一次是1991年，一次是2013年，两次都给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第一次中文系的同学，第二次是给中文系文学院的我们，主要是中文系的师生，做过两次学术报告。第一次他不是专门来，是因为到日本去参加一个比较文学的一个会议，他是国际比较文学的理事，所以他到日本去参加这个会议，专门特别经过昆明。
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因为他可以说在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的人，一生都在做他喜欢的教学，做他喜欢的研究，也是再到退休以后，还一直在世界各个地方去讲学，去从事到自己的研究。
刚才说到他两次来到我们云南大学，第二次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院还在呈贡，他就在呈贡给我们文学院的师生们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学术讲座，但是很可惜的是，他2013年到这个地方身体还很好还可以，他当时也不是专门到这个地方来，他是应台湾的一所大学的邀请，去给他们做学术讲座，然后他也就又利用这个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见我。2013年的时候他身体还非常好，到2015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得的一种病就是一种怪病，叫做渐冻症，逐渐的渐，冻就是冰冻的冻，渐冻症就是人在很快的一段时间之内（发病），他开始的时候几乎毫无知觉。因为他很喜欢运动，他可以跑马拉松，跑42公里的马拉松，喜欢登山，身体一直非常好。但是很快，大概是在2014年，就回去以后过了一年多了，他就发现有病了，开始就关节这些都有些感觉有点麻痹。然后是他夫人给我的邮件，告诉我，他是得了一个这个病，到了荷兰去医治，到了最好的医院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得了这个病以后，他很快就会逐渐让全身麻痹，没有知觉，肌肉萎缩。到后来，他忽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开始的时候是一张非常健康的照片，但是后来一直还是不好。最后他是选择安乐死。在荷兰是可以允许安乐死，到自己觉得自己身体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离开，告别这个人世。
他夫人最后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让我非常震撼的照片。她发的是他在去安乐死以前两个小时，他推着一张助行车走，周围是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女婿，还有他的孙辈围在他旁边。就在他熟悉那条街道上走着，眼睛里没有一种恐惧，颜色非常平静，推着这个车就在那条街上走，最后看见他的一张照片，虽然身体已经比较消瘦了，已经完全不像过去那样那么有精神，但是他安享，很平静的，眼神很平静，他知道两个小时以后就离开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志力，终身热爱自己的事业，他是在已经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的情况下拍的这张照片）。他女儿告诉我，在给她父亲最后安葬的时候，他女儿在悼词里也提到，他是终身热爱他的事业，他是在他临死之前，最后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把他一本没有完成的书（完成了），这本书的内容，它主要是一个文学跟音乐的关系，他搞比较文学。有一本书，最后在非常艰难的时候把它完成了，这样离开。
所以这个导师他确实是让我终身难忘，同时那么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学术的严格要求，我深有体会，在对我博士论文的要求上是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么终生热爱学术事业，从他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也看得非常清楚，一辈子都在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实际上我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也是在走跟他差不多一样的这样一条路。
到现在，他比我大12岁，现在我自己也还在，虽然没有什么任何功利目的了，也不需要再写什么东西，可以不用上什么课、不用写什么东西，可以完全休息了。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做，我能够做的这些事情，还是很乐意做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虽然我不上课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我现在研究的这些课题上、撰写的论文上。
我今年又申请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基金，这也是第三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古典抒情诗叙事学研究，又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也可以继续来做我自己喜欢的研究。
采访者：老师，下面想问一下关于您任教期间的问题，在您回到云南大学任教的时候，云南大学的文学院和您本科上学时候有什么不同？
谭君强老师：好。这个因为我是经历过云南大学发展的，这几十年的时间。我是76年到云南大学任教的，当时我们的专业我记得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没有少数民族语言类，应该主要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当时还是工农兵学员。因为后来恢复高考是从77级开始，实际上是78年开始考试的。所以从78年开始，恢复高考以后的同学他们入校了，那么这以后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了，逐渐向比较正规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注重教学、注重研究，七八年恢复高考以后，那么也逐渐恢复学位制度，逐渐开始有了研究生。我们学校应该是第一批具有博士学位审核的学校之一了，那是比较早的，是历史系，当时全校只有一个获得博士学位审批权，有这个博士导师，那是历史系的方国瑜先生。从他开始，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位博士导师，也是学校唯一的一个博士专业，是全国的第一批学校，当时很少，我们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中文系是我记得最早的硕士学位，是从大概是1986年前后，我们有一个文艺学，有几个老师，张文勋老师、赵仲牧、杜东枝、杨振铎几位老师他们领衔申报的。这是我们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最早的硕士专业。
当然他们在这以前就带硕士生，比方说原来张文勋老师带着硕士生，后来是我们文学老师，现在应该也是中文系老教师——张国庆老师，就是张文勋老师带的硕士，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硕士点，所以张文勋老师带着张国庆老师他们一起到有硕士点的学校，我记得好像是武汉大学去申请硕士学位的。所以他们是云南大学培养，是武汉大学的学位，所以我们自己真正有硕士学位，应该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80年代中期，这是我们所有的第一个学位点，硕士学位点。
到90年代初期，我记得是90年代，后来我们有了第二个学位点，硕士学位点，应该叫民俗学，这个学位点也是比较早的，我不记得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还是民俗学，反正都是相关的。这是我们中文系的第二个学位点。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是逐渐一代一代人的积累了，有的老师在前面做工作，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有的老师在后面做工作，又会在后面的发展进一步打好基础。所以学术的积累它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像张文勋老师他们就开创了中文系的第一个硕士点，那么以后像又有一批老师，李子贤老师、傅光宇老师、张福三老师，这一批老师，他们又开创了云南大学的中文系的第二个硕士点。以后就不断发展了，本科数量倒是没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我们的办学的层次是在逐渐地提升的了，而且还是不算是太慢的。所以我们学院到现在已经都十分齐全，但它还是有一个过程。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方面还是为学院做过一些工作，2002年我带头领先申请了应该是第三个学位点，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然后我又带头申报了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应该是过了大概是两三年，我们又申请了这个硕士点，那么这个硕士点接着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博士点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博士点当时我是作为第一带头人，领衔申报的是文艺学博士点，因为我后来是做两个专业的硕士导师，一个是文艺学，先是做文艺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后来也做比较文学，申请到这个点以后，同时我也做比较文学这个点的导师。那么申报博士点的时候，因为文艺学这个方向更有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申报文艺学博士点，那么这个博士点是我作为第一代头人，还有好多文院老师，我们一起参加申报了博士点，是在2006年正式获得批准，2007年我们开始招生。文艺学博士点的，它是云南省的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点，所以它对后来我们申请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因为后来我们不长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进一步的申报，我们也是申报到整个的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就是所有的方向上，我们都可以招收博士，那么硕士当然同样也是在中国文学所有的方向都可以招收硕士，后来又有博士后的流动站，所以整个的学术培养的这样一个系统，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我们文学院都具备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培养人才的机构，我们都有，所以这样也就为我们文学院的发展实际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两相比较，就大不一样，是吧？从只有本科，到现在我们有所有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培养，我们都可以进行。当然同时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你自己具有相应的素质、相应的基础，也才能够培养出合格的硕士、合格的博士。所以现在老师们虽然在他们前面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但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格外多的努力，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完成了自己所从事的教学跟科研任务了。
实际上就是做这个导师，他是跟自己的教学、跟自己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回答你们提出的相关的学术问题，要当好一个好的导师，不管是硕士导师也好，博士导师也好，首先是要以必须自己出色的教学跟科研作为基础，我们常常都说你要端着桶水做这个事业，就一桶水，甚至不止一桶水，所以只有自己能够做好这个方面的工作，那么你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做导师当然首先是要要求你的人品，你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人品，然后要有优秀的学品，这样你也才能够让你的学生潜移默化地从你的身上学到，不只是业务上的东西，可以上各个方面都可以获得获益。
像我自己从我的导师身上，可以说在多方面都获益，在多方面都给我打下了一个非常深的烙印，可以说是终生不忘的，受益终生的。
做导师同样也应该如此，也应该能够给自己培养的学生，一代一代的学子，让他们在想到你的时候，不会觉得他不配做我的老师，或者说我不喜欢他，或者说我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如果这样那就彻底失败了。
所以很多做学术研究，刚才我说到我现在还是一直从事叙事学的研究，而且还不光光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个研究，还带动了一批老师来一起跟我做研究，主要是我带过的这些硕士、博士，也一直在做这个研究。
可以说云南大学的叙事学研究在全国是有它的地位的，我自己就从2009年的时候我就被选为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叙事学研究学会，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们云南大学又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我们这个中心一直在开展着日常的工作，可以说研究是一直都没有（中断）。从2013年成立以后，我们中心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我们以中心作为一个基础，举办了一个应该是第6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8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我们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我们中心现在主持出版了两部丛书，这都是我在做主编。一部丛书是《叙事研究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已经出了好几部了，还有几部还要等待出版。比方说像陈芳老师的《聚焦研究》；像我的一部《叙事学研究》，副标题是多重视角；还有降红燕老师的一部书已经送到出版社了，马上要出了；舒凌鸿老师的一部书，也已经送到出版社了，已经应该年内就会出版了。
这是我们有一部叙事研究丛书，还有一部，我们也把国外一些最新的叙事研究的材料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有一部叫做《当代叙事理论译丛》，我们的宗旨是把21世纪以来国外的最新著作，最新的叙事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著作，把它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个译丛已经出了好几本了，一本是我翻译的一本荷兰的米克巴尔教授的一个《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还有一本是与一位美国学者的共同完成的，我们也共同翻译，邀请好几位老师参加翻译的，我也参加了，叫做《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还有一部是今年刚刚出版的，是我翻译的一本书是叫做《抒情诗叙事学分析》，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16到20世纪英诗研究”，是一个德国汉堡大学一位教授叫做彼得·霍恩，是由他来写的。还有一部是叫做《电影叙事学》，是外国语学院的也是我们中心成员王浩翻译的，已经出了4部了，那么有几部也很快要接着出版，像舒凌鸿老师翻译的有一部书叫做《非自然叙事》，这个都已经交出版社了，这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在全国的影响、在学术界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基本书都是多次重印了，已经出版的书好几次，也已经印刷了好几次了，都很快就售罄了。
有一本我翻译的《抒情式叙事分析》，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出了以后我给原来作者给他寄了两本书去，彼得·霍恩，是汉堡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收到以后非常高兴的，我们的书也很漂亮，所有给他完整地翻译了，没有一点删减。他非常高兴，后来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来说，邮件名字叫做小心翼翼的请求。他说这个书我非常喜欢，非常好，我请你能不能给我再寄两本这个书。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德国这边需要什么东西，任何东西你说我一定给你寄过来，包括你喜欢的书，只要你说我给你寄来。给他寄当然没什么问题，他是作者，我非常尊重的，而且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他联系，有些我不清楚的问题，他都是很及时给我回答，我也很感谢他。
他正好主持出版的有一本书，叫做《叙事学手册》，《a handbook of narratology》，那是一本很重要的叙事学研究的一本书，两厚本、两大册。那个时候太贵了，我没有买，因为他书很贵了，我买了一本叙事学词典，百科全书，差不多一两百美元，他那个书大概要四五百美元，我就没有买。他是书的编辑之一了，他自己编辑这个书，好多学界的知名学者在共同撰写的，他是编辑之一。
我说你能不能把你参与编辑的这本书《叙事学手册》给我寄来一套，我要最新版的，因为他2008年就出版了，然后2014年又出了第二版，印的也很漂亮。他说没问题。然后很快收到我的邮件以后，他马上就给我寄来了，他的书先到，我给他寄的书还后到。
所以我们这个书是在国外他们也还是都非常喜欢，非常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让中国的读者也能够看到，因为做学术工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书能够更多人读到，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书在国内也是很快，一再重版，一再重印，所以也受到国内学者的欢迎，我们也非常高兴。
那么我们这个中心就一直在做这些学术工作，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我们中心的成员申报了四五项国家社科基金了，已经手里面在忙、在做的，有四五项相关的叙事学的研究的课题在做。我们每年都出了不少论文，都有著作出版，所以一直在做工作。
那么有的同学，或者也包括有些老师觉得叙事学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模板化的东西。实际上这样一个看法可以说很片面，叙事学不是没有温度的、一个冷冰冰的工具，它实际上是充满活力的、很有生命力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分析工具，因为我做什么东西，你切肉你总要有工具要切得开，要有锋利的刀子切开它。那么我们做学术研究同样也是，你要有一定的眼光，你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去把握它。当然你可以凭自己的感悟去做一种印象式的批评，自己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个也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来。
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毕竟可以从多个角度，从不同的方式，我们去对它来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相互弥补，我们不能够都只用一种，不需要更多的理论素养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研究）。当然实际上印象式批评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理论，它也还是需要理论的积累，只是它更多的可能是出自自己，一种随心的、想到哪里就可以写到哪里，一种更带有自己个性化的这样的批评，这种批评有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其他的一些批评的方式。因为这种批评就好像一个圆点一样，我们对象在中间，我们可以从周围、从不同的角度去对这个对象做研究，而叙事学它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研究的工具。那么叙事学显然是跟任何理论一样，都有一些基本的它自身的理论导向、它自己的一些术语、内在的一些构成。那么任何理论都是一样的，但是理论不是说它形成以后就不发展了，我们就一直沿用着它原来所已经成型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地在发展的，它是不断地在更新的，它是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研究对象的需要，不断地在调整。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叙事学它原来是完全——因为从它最初的定义开始，从叙事学在1969年托多罗夫对它的一个定义开始：叙事学是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那么就把叙事作品把它作为它的一个研究对象。那么这样一来，似乎不是叙事作品的一些门类，就被排除在叙事学研究的范围以外。所以很明显的，像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似乎就不能够进行叙事学研究，它就长时间的就排除在叙事学研究以外。但是随着叙事学的发展，随着叙事学从经典叙事学这个阶段向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那么它研究的范围扩展了，它也跟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有益的理论相互结合了。那么这样一来，原来不是它研究的，或者说被它排除在外的一些研究对象，那么也把它纳入到它研究的范围。
抒情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自己在我的一部书叫《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这部书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材，2008年最早出版的，这是我的一部著作，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那么这是目前国内的叙事学这个课，这门课程唯一的一部教育部推荐的一部研究生教材。
在那一部书里面，我自己也提到，叙事学它研究的是讲述故事的叙事作品，但是抒情诗歌，因为主要不是讲故事，我也说就像抒情诗歌这样——原话不一定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抒情诗它不属于叙事学研究的范围。我自己在书里面明确提到它应该把抒情诗、像抒情诗这样的门类，应该是排除在外的。但是后来藩篱它逐渐被冲破了，后进的叙事学扩大它的范围，也改变了它过去原有的看法，所以也把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也纳入它的研究范围。所以我从2013年前后，我开始做这个研究，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刚刚开始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进入以后觉得很有意思，确实完全可以。后来我也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名字就叫做“抒情诗叙事学研究”，这个课题是去年结题的，有20多万字，结题的等级是优秀，这是很不容易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题等级优秀的大概有10%左右，不到10%。因为我做了很多相关的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觉得它的范围对于我来说，几乎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所以这里在我看它是最能够与时俱进，它能够适时地修正它自己的某些弊端。
比方说具体可能有些同学觉得它是一些模块化的、形式化的，那么在它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阶段，它确实可能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有某些固定的一些模式。当然这些模式的不是说它没有用处，但是你不能限于这种固定模式，你一定既要用这个模式，又要超越这个模式，要对它做一个有生命力的（发展）。因为我们做的研究不是不是像死的机器一样，不是解剖一个青蛙一样把它解剖死了，我们是要把它弄活了，我们是要把这个机器让它很好地转动，我们是要看在我们面前的生机勃勃的活的东西，要让人对它有爱它、有感情。你的研究对象，分析一首诗也是，你不是要把它解剖死了，把哪一块把它剖出来。就像我解剖一个人体或者什么一样，它不是这样，你要把它讲活了，讲得有感情。所以我们可以运用这样一种理论，运用这样一种有益的工具，来对众多的研究对象来进行分析，来进行分析，你完全可以讲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在荷兰的时候，我到他一所大学去访问，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中国文学系，莱顿大学，它也是一所很有名的一所大学，当时学校有位年轻的老师，他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是要用自由间接话语，——这是叙事学研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用自由间接话语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的作家，比如王蒙、张洁、张抗抗，分析他们的小说、分析他们的作品。他是在做叙事学的一个研究，就是用叙事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几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用这个理论来进行分析，我可以说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话，可以找出、可以看出和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学术的创新，学术本质就是这样，螺旋形的发展，我们研究的东西，有些像我们中国有几千年文学传统的国家，像世界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那么几千年的文学作品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研究过了，你还可以说话吗？可以。我可以用新的角度，从新的角度，一个是我们从地底下发现新的东西，一个是有新的发现，我可以做新的研究，再一个我有新的理论角度、新的视角，我可以做一个新的研究，所以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叙事学是大有可为的。而且从我们现在发展来看，有些我们国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很多理论它进入到中国来，它促进了我们的研究，但是有些理论可以说它仅仅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了，没几年就没有人再问它、再说它，它已经不在流行。但是你看一看叙事学的研究，你搜一搜中国知网，你打几个关键词叙述学，那几个关键词，你看一看，出现的这种出现了著作，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说实际上在做研究的不在少数。所以它应该说还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理论，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只是充满纯粹概念的这样一种理论。当然进入叙事学研究，需要我们花费相当一部分力量，可能有的同学可能会望而生畏，看到这么多的概念、这么多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你进入以后，他还是可以让你运用得得心应手的。
有些东西学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费力、比较复杂。比方说我学俄语的时候，就有感觉俄语的语法非常复杂，它有性数格，阳性、阴性，各种各样的，它不像英语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它词尾经常要发生变化的，阴性的形容词必须要有阴性的对应着它，它词尾是常常是要有变化的，性数格的变化，但是你学会了，那么你用起来它会是非常有用、非常有意义的。我学了俄语，一直印象都非常深，我后来还翻译了半部俄语的古希腊文学史，这是我在到云南大学以后，那个时候已经隔了好多年没有用到，由于原打的基础，所以用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胜任工作。
那么叙事学它也是有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他有点望而生畏，但是你只要好好地看一些书，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作品做一些探讨，用一点心，其实也并不难，都可以做很好的研究。
我带的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差不多都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做叙事学研究，做了以后，很多人他几乎都不放手了，一直很喜欢，一直即使到现在都在做着，有的当老师了，还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而且研究的成果也不断的在出，都还是一些很不错的成果，做得都很好。
采访者：老师您在任教期间的时候都开设过哪些课程？然后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谭君强：我任教的时候，最早开过外国文学的课程，以后我在跟本科生我上过学术英语，应该是本科生我上过这个课程，本科生我主要上的就是外国语课程。然后研究生我开设的是有叙事学了，一直上到博士跟硕士都有叙事学，叙事学一直上到去年才没在上的，还跟研究生开过研究生英语。短时间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开过一个鲁迅研究，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鲁迅小说，所以应该是鲁迅小说研究，开过这个课程。我开的课程的门数不多，因为我不喜欢面面俱到去什么都沾这个东西，上课虽然你也可以讲得下来，但是这样过于分散自己的精力，所以是相对说是比较集中的。我开的课程，主要跟我自己的研究是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对研究生的课程更是如此，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有自己的新的研究的体会，我很非常注重要把一些自己的研究带入到教学的课堂当中去，尤其是对研究生。所以我跟研究生上课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用2/3的时间我讲，然后1/3的时间，我让研究生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讲，因为我的研究生的课程人数比较多，好几个像叙事学这个课程，最多的时候同时给5个专业同时上过，所以研究生人数比较多了。叙事学的课程最多曾经给过文艺学、美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给5个专业同时都上，所以好几十个学生。后来陈芳老师留校任教以后，那么为了把课程规模缩小一点，也能够更有针对性，对不同的专业更有针对性，所以陈芳老师就单独给民俗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开了一个民间叙事学，一门更有针对性的叙事学课程。
所以这个课程一直到去年都是三个专业同时上，差不多每一次有20来个学生，这样不管人数再多，那么我都会让同学在一定的时间，在掌握了一定的基本理论以后，让他们自己结合他们的研究，来课堂上做具体的分析报告、研究报告，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有在课堂上讲授的机会，跟大家交流的机会，那么我也会针对同学们的讲述提出我的意见。所以这样子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时候，自己能够进入到研究的阶段，相关学科的研究阶段。那么最后再通过他们撰写他们的学习论文，这样他们也就大体上可以开始自己从事某一个领域的独立，从事某一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要培养同学自己的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这样他们进入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即使你以后不从事这个工作，那么这个课程对他也有帮助。
我有一个同学，我带了一个研究生，他后来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相关的工作，他去银行工作了。他说：“我在（文学院）这里学到的，我在研究的这些、我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我所完成的这些论文，给我打下了足够的基础。”他到银行去，他主要是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那么这个地方写任何东西不在话下。所以这样一个综合的训练、综合的培养，他不仅仅只是对以后从事学术工作，留在高校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实际上你不论做什么工作，它都会有用，都会有用到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有的时候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它会变得非常有用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有的时候是一些不是直接要用的，他不一定有用。你比如说没用，有些人说问有什么用，我就干脆回答没有用。没有用的东西有的时候最有用，潜移默化在你的血液当中，今后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能够对付他，都能够胜。
采访者：老师，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事情就让我想起了之前我看到有人将读书比喻成竹篮打水，他说虽然说是读完一本又一本的书，像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样，但是你的思想就会像在水里洗过的竹篮一样，一遍又一遍，变得干净又澄澈，书是读进灵魂里面的。
谭君强：融入你的血液当中，对。
采访者：那么谭老师，请问您认为如今的中文系应该培养怎么样的学生？或者是，谈谈您认为现在云大中文系的发展。
谭君强：云大中文系的发展，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本科生了，其实本科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怎么说呢？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深厚的学术素养的这么一个专业，在我看来，还是要把最基本的根基扎牢，还是要打好基础。
我们相关的一些课程设置，其实从几十年以来，应该说还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的课程，我在读书的时候，跟你们现在读书的时候，可能还是大同小异，是吧？你们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历史、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是不是这你们都有，这都是最基础的课程，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课程在我看来永远都是最基础的，永远。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今后也好，它都是最基础的。还是要下大力气把这个基础扎牢，尽可能地在学习的阶段多读一些书，不要光光这个只是教科书，那么相关的中外的文学作品，一些最重要的理论，一些语言学方面的最基本的书，一定要好好地读。当然4年的时间也很短，实际上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读得太多，因为你们每一门课程老师可能有要你们阅读的书，可能每一门课你要阅读的书你都读不完。但是你还是要捡最重要的几本书，好好地沉下心好好读，不要浮光掠影地，你每一本都看，不一定要是老师布置的这些要你们读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上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我每一次都给他们有一页纸的（书目），我都不给他们太多了，一页纸的参考，我把最重要的参考给他们，我都告诉他们，这些书你们在学我这个课的时候读不完，你可能找都找不完，找都找不到有些书。但是你拿基本最重要的可以首先读，然后还有这些以后如果你还要做研究的话，你留着你可以找这些书，那么他能够让你可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这些最基础的知识，还是要把它扎牢，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还是说要与时俱进，是吧？与时俱进当然是需要的，我们这还是很注重能够及时地吸取国内外的一些最新的学术前沿，一些新的有些什么样的学术潮流，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关起门来，就把这些东西，（只研究）原有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最新的研究，一些学术的潮流，所以老师们我觉得也应该适当地开设这样一些课程，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讲座也好，或者说某一门课程也好，还是要把一些最新的东西引入来，这样我们才不会孤陋寡闻，我们才能够跟上整个国家或者说甚至整个世界这样一种研究的潮流。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传统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能少，一定要坚持。同时眼界也要开阔，一定要开阔，要让自己看的更远、看得更深。看到目前国内外哪一些重要的研究，哪一些新的研究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个也不能少。因为你如果能够把你的眼光放大，放开一点，多打开几扇窗户，包括国外的窗户，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够让它变得更有生命力，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学习当中同样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现在各个方面的交流，国内国外也好，都跟过去是不能相比的。各种各样的资讯非常发达，人员往来也跟过去也大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更好地——虽然我们是地处边疆，但是现在实际上边疆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地处异域，我们跟全国连在一起，跟世界在一起。所以既要扎根我们自身的、我们原有的优秀传统之中，同时我们也要打开眼界，放眼通过方圆的世界，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始终与时俱进，跟上我们学术的发展。
当然对本科生来说，我倒是更注重的还是，中文系说到底，可能以前老师们也都提，我们读书时老师们也这样说，还是要扎下根基。其实我们中文系我们所学的课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素质的培养，你打下良好的素质，其实你以后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对你很有帮助。
采访者：那么老师，云南大学百年校庆在即，作为见证了云大中文系数十年发展的教师，请问您有什么想对现在的云大中文系学子说的吗？
谭君强：说的话很多了，刚才这些说的也包括这些内容，你们现在读书的环境，跟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完全是不可比的。你们现在可以专心在学校里面学习，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很多不必要的争论都存在，什么红专白专，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心读书会被说成是白专。你们没有任何这些干扰，你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可以一心向学，可以认真学习，没有任何干扰几乎，当然干扰也有的，外面对你们的吸引太多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吸引。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早上是要上早自习的，专门在一起，晚上要上晚自习的，大家都乖乖的都很好，早早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在云南大学的时候，我们吃早点的时候是班上的生活委员，拿着盆，打了一盆的馒头放在这个桌子上，我们每个人都走上讲台，一个人拿出一个馒头来，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坐在课桌上读书，晚上我们都是聚在一起上晚自习，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干扰，就一心一意在读书。
你们现在各种各样吸引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然后你有的时候都把持不住。但是我想在大学学习的期间，尤其是本科这个阶段，是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一段经历。但是塑造一个人的人格，打下你一生工作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期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时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这一段时间尤其珍贵，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要有高远的理想，但是不要一天过多地沉浸在这种高远的理想之中，你就一步一步地去做，用心去做，好好地去做。
我当过1977级的4年的班主任，恢复高考以后，最早的一届学生的班主任，当了4年，这一届同学毕业以后，有很多他们毕业生都很成器，有在各个方面做出很好的成绩。他们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纪念册，把每个人的相片贴了一张，然后一个人写了一句话，我是他们的班主任，他们也在最后给我留了一个地方，叫我给他们提供照片写一句话，我给他们写了一句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那么我相信，人其实你有想不到的，你自己所具有的力量跟能力，只要你用心去做，你可以实现的。不管做什么，你一心一意去做，都能够做得到，都能够做得好。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在云南大学校园里面，在这里学习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能够自己离开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在云南大学的这些年，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最愉快，过得最好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