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良师益友情

                                                                ——降红燕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杨沛隆

时间：2022年6月17日

地点：云南大学映秋苑102室

降红燕，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分配至云南大学中文系工作。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理事。

 

采访者：是哪些原因让您选择了中文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您在云大中文系又有哪些收获呢？

降红燕：“选择”是一个带有较强主体意味的词，意味着你可以有多种选项，然后有择其一种的权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不过这个选择倒是成立的。我说通俗一些吧，从事中文专业的教学与科研，直接缘由是1980年参加高考填报的志愿是中文系，同时还报了历史系，结果录取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大学毕业分配在中文系工作。至于在云大中文系的收获，先概括一句，就是云大中文系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这个问题留待最后再谈。

采访者：您的本科、硕士都就读于川大，为什么毕业后会选择到云大任教呢？

降红燕：又是一个“选择”！这与前边不一样，不是我的“选择”了，当然这种不选择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是一种幸运。1984年7月我在川大完成本科学习，由国家统一分配回云南省教育厅报到，然后由云南省教育厅再分配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专任教师。有4位川大同级不同专业的同学被分在云大工作。中文系又将我分在写作教研室，帮助写作课任课老师们批改作文。在云大工作2年以后，我考取母校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由云大委托川大培养，即所谓代培生，指在职脱产攻读硕士学位，3年学习结束后回学校继续工作。

采访者：您最初承担教学工作的时候有无导师指导？学校和院系对于教师授课有哪些基本的流程以及要求呢？您又是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的？

降红燕：我最初是在写作教研室工作。头两年没有上讲台，主要是与学生们一起听课，然后协助讲课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当时写作教研室主任是李煜华老师，另外还有乔传藻、陈丽卿、邓贤等老师。虽然系上没有明确指派分配，但他们都算是我的指导教师。1986年到1989年，我去川大上代培研究生，回来后，继续在写作教研室工作，零星上了讲台，印象里系统讲授“写作”课程是为91级师范班开设的，我同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后来由于需要，专业工作在系内进行了调整，从写作到文艺理论，最后到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直到现在。大概是1992年到1994年期间，具体时间模糊了，中文系正式给青年老师指派了指导教师，我的指导教师是谭君强老师，所以我去听了谭老师给研究生上的《叙事学》课，这也是我后来写的东西中涉及到叙事学内容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把叙事学学精学好。

对于教师授课的基本流程，首先要先写讲稿，给教研室主任看，之后才能上讲台试讲，讲课时会有教研室主任或系领导来听课。我记得当年副系主任李平老师和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杨振铎老师都来听过我讲课。再后来被听课更是不计其数，一直到前几年都还有教学督导来听课，有时候并不是检查，而是督导老师们有听课的任务指标，恰好时间合适。但对于经验积累少的年轻老师、初上讲台的老师，被听课是必然的，有老教师的针对性指点，对年轻老师的成长是有助益的。

教学与科研的平衡对我倒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以说我的科研与教学是一直相结合的。我第一篇被印成铅字发表的东西是个豆腐块文章，好像叫《谈写作中的遣词》，1985年发在云南省教育厅办的自考报上，联系编辑是段炳昌老师，所以我一直很感谢段老师。而这篇文章就与我当时在准备的写作课的内容有关，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上讲台授课。我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时，发表的《困境与超越：关于纪实文学的思考》（1994）、《结构主义精神与中国先锋小说》（1995）、《读者意识的正负效应：接受美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1996）等文章就与上的必修课“文学概论”和选修课“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有关。教学与科研对我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两者密不可分，后来我开的女性文学研究课程更是与科研紧密联系。同时我写的论文，出版的书也都与我的授课内容相关联。

采访者：您来到云大之后，对云大中文系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与哪位或者哪几位老师发生过一些难忘的回忆呢？

降红燕：到云大工作，首先是到学校报到。学校办公楼在会泽楼，感觉会泽楼巍峨、庄严、肃穆，跟今天的样子一样，没变过。然后是去中文系报到。中文系小楼在会泽楼东侧后路的对面，就是今天的熊庆来、李广田旧居，木质结构的小楼感觉很朴素。系会议室就是一楼进门的正房那一大间，写作教研室是二楼东侧走廊尽头那间，开门对着走廊。今天的映秋院当时忘了是做什么的，好像没开放没使用。1989年我从成都川大回云大，系办公室就搬到四合院，后边又搬到北学楼二楼去了，具体是哪年记不清了。

到云大中文系工作，在写作教研室因为协助老师们批改学生作文，所以与几位老师都有接触。李煜华老师人非常好，上课认真，偶尔的晚会上李老师会带我跳舞，我惊叹她娴熟的舞步和超强的节奏感。陈丽卿老师很热心。邓贤老师爱开玩笑，经常讲他的知青故事给我们听，他后来调离云大，去成都的一所高校任教，成为了知名的知青作家，发表了《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等文学作品。除此外，关照我最多的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孙钦华老师，她善良、淳朴、热情，那时青年教师住东二院，孙老师家也住东二院，我去她家蹭过不少饭。还有，对我工作最关照的是系主任蒙树宏老师和副系主任乔传藻老师。当时我考代培研究生遇到点阻力，蒙老师知道后告诉我他是同意我去深造的，乔老师批准了我去成都参加复试的报销经费。蒙老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撰写出版的《鲁迅年谱稿》和《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乔老师则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名家，云南儿童文学“太阳鸟”散文阵营的领军人物。晚年乔老师出版了《映秋院日记》，记录了他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大学时代生活，对我们今天了解云大的历史很有助益。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钟秋老师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她关注到我发的论文后，积极促成把我调整到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工作，使教研室队伍年轻化。我与中文系比我年长的女老师们相处得非常融洽，除前边提到的几位外，还有杨一兵、任兆胜、周婉华老师等，办公室的杨凤英老师在我读研期间调来中文系，每个月给还没见过面的我寄工资，她和红征老师像姐妹一样热心地关照我。另外，系上同龄段的年青教师们相处得也很和谐。上世纪80、90年代确实令人怀念。

采访者：您在云大任教期间，都开设了哪些课程？又有哪些教学成果呢？

降红燕：我开设的课程涉及必修课和选修课，针对教学对象又稍有不同。首先是必修课，针对本科生开设有“写作”，“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针对研究生开设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这门课程。其次是选修课，院级选修有“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小说研究”，“中国女性小说研究”等课程，同时参与了全校性选修课“女性学”的课程讲授。

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2000年与钟秋、杨振昆老师一起获得了“中国当代文学主干课及配套选修课建设”云南大学第八届教学成果二等奖，并且2002年获得云南省教学成果省级二等奖。2007年，“关于‘女性文学’课程教学理念与实践的探索” 获云南大学第十二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采访者：您川大本科毕业后在云大工作了两年，然后又考取了川大的文艺学硕士。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这对您日后教学又有何影响？

降红燕：我在云大工作了两年，在写作教研室听课、改作文，感觉自己还缺乏站上讲台的勇气和能力，教写作课也没有资格和基础，因为觉得要讲好写作课得是作家才行，而我是当不了作家的，所以考了研。三年的深造对后来影响很大，专业方向明确了，专业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随着年龄增长，胆子也变大了一些，虽然开始时还是会很紧张，但可以上讲台了。以后的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走出来的。

采访者：在您刚开始任教的时候，中文系规模如何？经过了这么多年，发生了哪些变化和沿革？对此，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降红燕：我初到中文系头两年没上课，然后又去读书，距离现在已经近38年了，加上我1994年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记忆不一定准确，只能尽力回忆一下，可能会有讹误和遗漏，若有请见谅。另外有的老师的名字可能会写错，也请见谅。

记得刚进云大中文系，教研室有写作、语言学、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大学语文等教研室。此外还有新闻教研室，这是与现在不同的地方。规模的话，只能回忆一下各教研室有哪些老师才知道。

写作教研室：李煜华、乔传藻、陈丽卿、邓贤、降红燕

语言教研室：黄钺、吴进仁、杨一兵、王开莲、薛才德、丁崇明、木继红

文艺理论：张文勋、赵仲牧、杜东枝、杨振铎、孙钦华、杨世强、曹鹏志、张国庆

古典文学：吴佩珠、殷光熹、陈红映、李平、段跃庆、段炳昌、刘敏、许云和

现当代文学：全震寰、蒙树宏、曾广辉、李从宗、杨振昆、任兆胜、钟秋、张维

民间文学：朱宜初、冯寿轩、付光宇、张福三、李子贤、秦臻

外国文学：谭君强、蒋印莲、姜文清、白云

新闻：高宁远、罗大眉、敬蓉

大学语文：汪汉洲、史少青、阎大中

资料室：周婉华、孟龙盛

办公室：李素珍、李金惠、龙家溢、红征

电教室：刘昆

回忆中至我进中文系的第二年（1985年），全系大约有60人。

与文学院如今相比，发生的变化在于新闻教研室分出去成立了单独的系，具体是哪一年分离记不清了。中文系在学校的架构发生过变化，先是合并在人文学院里，然后又在文学与新闻学院里，再后来又是人文学院，到2016年单独成立文学院。我一直是普通教师，对这些具体时间记不住，感受不是那么深，是查阅了自己发表论文时的署名单位才知道，至少1998年中文系在人文学院里，2006年是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年又是人文学院。

这种沿革应了那句老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是一种变化，而变化意味着发展和前进。这一发展与整个学校紧密结合，也是应时代、社会、民族、国家的变化发展而自然发生的。我刚到中文系工作时，中文系师生比现在少，还没有硕士点。年轻教师大多是本科毕业生甚至有工兵生留校的。倒是老教师里有好几位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比如张文勋、王开莲、蒙树宏等。而现在专任教师都要求是博士，中文系本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一应俱全。这些是很明显的变化，中文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采访者：您本科期间的学业主要以语言学为主，硕士又走了文艺学方向。那后来是为什么又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的研究呢？

降红燕：我在川大读本科的时候，确实选了不少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学年论文写的《诗经》方面的，具体题目记不清了，指导老师是向熹老师。毕业论文写的现代汉语的《词缀的范围》，指导老师是周家筠老师。后来的变化是与我的性格和工作相关，我是那种没有明确规划，但是一旦做什么事就会尽量认真去做的人。分配在写作教研室，写讲稿、改作文，接触的多是文学方面的知识，加上我其实一直喜欢文学，所以后来就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中学时候地方小，受的教育不够，读外国文学作品、 认识繁体字我都是到大学里才开始的。考文艺学专业是与自己本科老师们上课的精彩程度有关的，文学概论和马列文论的老师讲得真好，我的成绩也比较好，所以对文艺理论更加感兴趣。至于后来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果。在工作中感到对当代文学更有兴趣。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趣主要来自于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每个人都在寻找、认识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说到底我还是个女人，我更喜欢读女作家的作品，有意无意间喜欢想一些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所以从事了女性文学研究。

总的来看，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看清自己适合做什么，兴趣点在哪里，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工作中慢慢发现、认识自己的。我就是这种人，不像同辈中的有些杰出者，对自己有超高的要求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是按部就班、顺其自然的普通人。只是认定了一块领地以后，就在这块地上尽力耕作。1994年6月28日《春城晚报》几百字的豆腐块文章《你在跷跷板上吗？》是我第一篇与性别有关的东西，1997年《文艺争鸣》上发《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是第一篇有关性别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从此以后，我写的东西都与文学中的性别表现相关。

采访者：您和中文系的同事之间经常就教学或科研进行探讨交流吗？

降红燕：以前钟秋老师健在时，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谈阅读的书，互相借书看。我第一次外出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是1996年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女性文学研讨会，就是钟老师给我的会议邀请函通知，因为她去参加过1995年的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就是1995年会议后成立的。南京会议对我后来确立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之后我也主要参加女性文学研讨会，各届系、院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中文系一级学科硕士点获得以后，与同事的交流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培养各环节中，比如出题、阅卷、复试、开题、答辩等。

另外参与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一个互相交流、共同学习的机会。我有幸参与过三次，2008年第九届中国女性文学研讨会；2015年首都师大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共建基地圆桌会；2016年与冰心文学馆合开第五届冰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采访者：您觉得在中文系工作的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云大这么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有哪些值得传承下来的经验？

降红燕：云南大学中文系是我的职业身份的承载地，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是我在公共空间的安生立命之所。系办公室从1984年中文系小楼、四合院、北学楼、呈贡文史楼到映秋院，上课教室从四合院、北学楼、杨浦校区致知楼、呈贡校区中邦楼、文汇楼、格物楼到东陆园文渊楼、南学楼，我也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路走来成长为教授。我一直在这里工作，明年将要退休。

不敢说经验，就个人体会而言，往大了说，我信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具体而言则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敬师长，团结同事，爱护学生，与人为善。个人以为这样的人生道路才能走得远也走得宽一些。

采访者：结合您自己的求学、任教经历，您认为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您对云大中文系的学子又有哪些期望和寄寓呢？

降红燕：我认为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学习认真努力，踏实勤奋，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人正派善良，心理健康阳光，敢于开拓进取。

希望每一位同学在校期间能打好基础，走出校门时可以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全面发展，成为一个能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又于家庭、社会、国家、民族有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