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师友情深

                                                                                                                                                           ——殷光熹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周子雯、周奕萱、杨颖、郑宇虹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殷光熹老师家中

殷光熹，笔名晨光，教授，研究生导师。1959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毕业后就职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科员、秘书，云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顾问，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采访者：殷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殷光熹：我叫殷光熹，字轫秋。这是我外公给我起的，他是满清时候的一个举人。

采访者：那您是出自书香门第了。

殷光熹：我是1933年9月15日阳历，阴历是7月26日出生在杭州，祖籍是江苏省江阴市。满族。学历是大学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我是1959年秋季考入云大中文系的。我们班一百零八人，华侨同学比较多（有十几个），四川和其他省的同学也比较多。当时系上安排我当学生党支部书记。我1950年中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原来是在省政府工作，现在说就是干了9年多的公务员，当时我想还是要提高文化水平，要深造。因为我自幼爱好文学，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排名前列，当时我参加国文、作文比赛还经常得奖。比如说，老师抬了一盆花，摆在桌子上，让大家写作文，老师觉得我写的好，表扬我。参加工作九年后，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去深造。我主动提出要去考大学，说了几次领导都不同意。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处长，他很支持我，我就请他帮我跟更高层的领导去说一说，他去帮我说了以后就同意了。当时领导就说：“好，你去准备报考吧。考上就去继续深造，考不上还回来，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功课。”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一大间办公室，有沙发这些东西。平时就是随身带一件军大衣，吃饭睡觉就在办公室里面，就集中精力复习功课了，复习到最后就报名考大学了。

我记得当时高考的时候，最后考历史这门课，到最后要交卷了。前面监考老师已经在收着卷，还有一个问答题，原来记得的，老是想不起来。刚收到前面那一个，我想起来：摩洛哥！然后我马上答完，老师就把卷子拿掉了。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居然还是考上了。因为我是调干，来大学读书是带薪的，那个时候我的调干金是70多元。

采访者：这工资在当时可是不少呢。

殷光熹：相当于当时的讲师了，助教才56元嘛。当时到了云大以后，有一段时间就停掉了，停掉以后生活就困难了。我的一些同事、老同学就资助我，每个月给我汇钱，隔了几个月又恢复了调干金。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激他们。到大学以后，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同学，相当困难。

采访者：这是在60年代初期吗？

殷光熹：嗯，60年代初。当时食堂，拿一个脸盆装好大米，放到锅上蒸，熟了以后拿刀划成小块，一家分一块，菜的油水太少了。所以好多人得了水肿病，一按腿手都是肿着的，相当困难啊！处在那种情况下，同学们还是坚持，我们班好多同学虽然困难，但读书非常用功。有些书当时都没有，或者买不起书，或者有些资料比较少，书店也没有卖，就靠手抄。我记得有个同学，他就把《文心雕龙》整本书抄下来。当时没有什么复印，所以我也是抄了不少东西。当我们听到南屏街新华书店有什么新书到了,大家呼一下子就蜂拥而上，前去抢着买书。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习风气还是比较浓的。像有一个同学是四川的，我记得他说：“我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上课时他总是笑眯眯的，实际上他在构思小说，所以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未来的巴尔扎克。又比如，有一次我带着同学到个旧去实习，个旧实习规定晚上十点就要熄灯，我查夜的时候去看，有一个同学蒙在被子里面拿电筒照着看书，我说：“你晚上还看书，看什么书？”他说：“《红与黑》。”我说：“看到哪儿了？”他说：“于连爬进瑞拉夫人窗子里。”我说：“哦哟！你这个，别看了，别看了。”有好多笑话，哈哈！

那个时候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住在映秋院，睡的是木头做的双人床。臭虫太多，它多半是隐藏在天花板里面，晚上一熄灯，臭虫就像吹着集合号一样来了。大家蚊帐都是密封严实的，但它们还是钻得进来，有的同学被叮得睡不着，就把臭虫弄死，一声怒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然，平时我就动员大家把床抬到外面去，用开水烫，想了很多办法，甚至用敌敌畏喷那些臭虫。有的同学喜欢写诗，就在床的旁边，贴了一张白纸，晚上构思，有什么好诗，拿电筒照着赶快记下来，怕忘记了。

像我们那个时候，外语学的是俄语，俄语卷舌音很难，好多同学总是学不好。我们班的乔传藻，他当时喜欢搞创作，在学生时代就写了几篇小说，发表在《边疆文艺》上。我记得有一篇就是写照镜子练俄语卷舌音的趣事。

采访者：乔传藻老师坚持创作，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还是“银杏文学奖”的获得者。

殷光熹：在我们同学中，还有一个叫陈朝慧（笔名淡墨），他散文诗写得很好，小说也写得好。当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全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可以说，我们的同学都各有所长。特别那些侨生，我发现他们一般主攻方向都是在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我猜他们可能毕业以后要出去。出去要生存，你在香港生存只能教汉语啊，是吧？学古典文学、语言学用得上，是吧？你学其他的，去了就用不上。所以华侨同学在这一方面的主攻方向也比较多一些。在国内困难时期，有的侨生连家里继承遗产的事情都不考虑，就来读书了。有一位印尼华侨（毕业后在香港工作），现在已经去世了（肝癌）。我记得他就是连遗产都不要了，就是因为爱国，来云南读书，成绩很好，品行也很好。另外，还有一些华侨同学表现也相当好，像有一个越南侨生，他学习也相当用功。他说他考云大的时候，考场监考宣布了最后5分钟，他一急，把尿都急出来了，太紧张了。后来终于考上了，他就觉得机会难得。可见，这些华侨同学都是非常爱国的。

采访者：您的这些同学让我们也深受感动啊！那么您在云大求学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殷光熹：说到老师，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其中一位就是刘尧民先生，老系主任，他是东川人，准确地说是会泽人。他是自学成才的，在家苦读了7年。他功底相当好，满腹经纶，我们教研室有十几位老先生，我当时是年轻的，都很佩服他。这些老先生之间经常争论一些学术问题，不过刘先生一发言，大家就都服气了。刘先生主攻先秦文学，但是他能够从先秦文学一直讲到现当代文学，能够讲通，学问是比较精通的，对现当代一些作家，像鲁迅这些作家他都比较熟悉。他讲课，比如选修课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讲楚辞研究讲得比较细、比较深，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

他曾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曾收入到《楚辞研究论文集》《诗经研究论文集》。在当时楚辞研究方面，他在全国还是有名的学者，所以当时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曾到我们云大中文系来拜访他，交流学术。费德林后来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苏联时期曾经担任过驻联合国的苏联代表。

采访者：像费德林先生这样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史之学的研究还是做出了较大贡献，他的学术成果也有较高的价值。

殷光熹：是的，价值比较大。我们有一次在湖南开会，中国的一些学者想见到费德林都比较难。他比较喜欢为他当翻译的人，若谁给他翻译了些材料，他就经常接见那一位学者。在当时的汉学家中，他比较重要。他能够到云大中文系来拜访刘尧民，这就说明刘先生的学术地位还是比较高。刘先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写的是孔子的文学观。他看了定稿后，在我的论文里面有些句子旁打双圈，表示赞赏，给了个优。我平时对先秦文学比较感兴趣，有时候会去请教他。老先生也没有什么架子，平易近人。

在他的家里边，我看他书法也是写得比较好，我只看到过他写的隶书和甲骨文。老先生还会绘画，有时候师母坐在旁边做针线，他就顺势作素描。据说他还会弹琵琶，可惜我没有亲自听见。他的兴趣还是比较广。

当时民间有“云南三大才子”之称，一个是原来省政府的秘书长张子斋，一个是龚自知（民主人士），再有一个就是刘先生。刘先生后来得了一种头会摇的病，就叫什么？

采访者：帕金森综合征？

殷光熹：可能就是帕金森。讲课也是会这样，后来我们教研室的汤鹤逸老先生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拿左手托着下巴，然后头就稳住了，不会摇。”的确有效！所以刘先生上课时就是按照汤先生说的办法，经常用左手扶着下巴。讲课也常带幽默，因为他知道的典故比较多，上课有很多闪光点，所以学生很喜欢听刘先生的课。

刘先生接受新事物还是比较快的，在学术问题上常有自己的一些新见，他发表的论文在全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他的著作《词与音乐》，这是他的力作。这本书在他去世以后，张文勋先生帮他整理、出版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搞词学研究，懂得音乐的人并不多，刘先生就懂古典音乐，像工尺谱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熟的，所以他来研究词与音乐的关系，就有一定的权威性。后来，我看到施议对也出版了一本书。

采访者：就是《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吧。

殷光熹：对。其实我觉得他多少还是受刘先生著作的某些启示和影响，但是他就不提这些东西。

采访者：有人已经指出他这点不太好。

殷光熹：所以后学还是要尊重老先生。我觉得在全国来说，研究词与音乐，有古典音乐方面的深厚素养，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音乐素养不行，要研究这些东西，就会感到底气不足。

刘先生后来在“文革”当中遭迫害，那些造反派把他的“翅膀”扎起来，拿到中文系资料室里面去批斗，当场休克，马上送到医院抢救，已经不行了。老先生胆子小，突然一下子，要批判抄家，把他捆起来，把那么大年纪的人拉到里面去批斗，怎么受得了。我是没有去参加，根本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他去世以后，人们一提起这些事情，心里面很难过。

采访者：那个时候刘文典先生还在不在？

殷光熹：不在了，刘文典先生是1958年去世的。那个时候正好是批判什么法权思想，写大字报、小字报。反正他是受到一些冲击。在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有一个习惯，原来系上专门为大名鼎鼎的刘先生配坐的那一把交椅，在他去世以后好多年，谁都不敢坐，开会都是空在那儿。

另一位让我印象深的老师就是张文勋老师。张文勋老师当时比较年轻，在我心目当中，他是一位全面发展的理论家、教育家。刚才我说了，我现在也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学习榜样，紧跟慢跟也跟不上他的步伐。他脑子聪明，功底也很深厚，脑子反应也快，善于捕捉学术上的一些新问题。他给我们上古代文学批评史课，当时我有一篇作业，后来拿到昆明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说明我对他这门课还是比较重视，下过一定功夫。他在全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早的一位学者，特别在《文心雕龙》方面。我觉得张先生是基于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之后，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有突出成绩的学者，也可以说是开拓者、引领人之一吧。

1979年在昆明召开首届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就由我们中文系主办，张先生主持的，我也参加了。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来的人多半是重量级人物，像吴组缃、程千帆、舒芜、马茂元、霍松林、王达津、蔡厚示、袁行霈等等，都是现在很有名的大学者，来了一大批。这些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物突然一下子翻身了，来参会时心情都非常好。所以作诗、吟诗，像钱仲联、周振甫他们都是摇头吟诗，作学术报告；像程千帆先生也很感慨，他说：“我曾被贬到乡下去放羊，亲自给羊接羊羔。”霍松林先生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他在这次大会上也写了好多诗，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些，还给我写了一些。程先生、钱先生也给我写了，还得到姚奠中先生的一首赠诗墨宝。他现在100多岁了，他的高徒刘毓庆也是相当有名的人。这些老先生非常谦虚，而且心情也非常好。从昆明到安宁温泉，又聚会了几天，然后回到昆明又到石林去参观一天，我也陪着他们去了。我记得霍松林先生在阿诗玛那个地方，一个小山包上，那个情景他相当激动，一声声长啸：“阿——诗——玛——！”当时那种情景，这些老先生们的心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很不容易。马茂元先生有哮喘病，走了一段路就会哮喘，我就陪着他。他走不动了就坐下来，然后吟诗一首，也送给我，我觉得这老先生真好。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我当时还把大家的发言综述了一下，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然后请十位先生每人写一篇学术讨论的心得，后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了。所以我印象就很深，张先生主持的这一次会，首次把全国一些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邀请到昆明来聚会，影响相当大。

当时像吴组缃老先生年岁比较大，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儿子也来了，我说：“你照顾照顾你父亲。”他说：“哦哟！我也不敢负责，万一出个什么。”并建议：赶快先把他送回去，免得万一出了什么事，谁也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吴组缃是一级教授，当时名声也很大。会议盛况表明，张先生乘召开这一次会把全国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还把全国高校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都研究、讨论好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我觉得他对我们系的建设贡献和影响也比较大。

张先生是比较全面的，除了古典的东西以外，文艺学、美学、佛学，他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写过不少著作，还有少数民族文学。云南白族文学史，也是他首先带着学生去调查过，后来组织学者一起编写了《白族文学史》。他的成果丰硕，我们望尘莫及了。最近听说还在弄几本书，我前几天打电话问他，得到证实。“文革”时期，我和张先生是邻居，住在附中的小平房，那个时候生活是相当艰难。油、米、柴这些都要购粮本，连烧柴都由购粮的分配定多少。我记得有一次和张先生到莲花池米粮店去申请发放烧火的柴皮，批了以后将柴皮捆起来扛在肩上。张老师还不错，比较轻松地扛着走。我满头大汗，扛着它很吃力，结果腰就闪了一下。那个时候有一点钱买一块肉，先把它腌起来，然后挂在高处，一天割一小点。唉，油水太少，但是学问、读书还得搞，是吧？勒紧裤带，还是要读出来一些东西。所以从这些小事看，张老师比我们还要强。

采访者：张先生是大才嘛。

殷光熹：张老师是刘文典的学生，刘文典先生去世以后，留下来的遗著需要整理。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想到要为先生整理他的遗著，就和刘先生的儿子刘平章联系，准备为刘文典出全集。工作量当然比较大，你要收集这些东西，还有点校做起来是相当麻烦的，还需要解决经费这些问题，有一系列问题要面对。但他还是推动了《刘文典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

采访者：殷老师您也参加了吧。

殷光熹：我也参加了。《淮南鸿烈集解》就是我点校的，李学勤还做了评价。李学勤也是权威学者了。他认为这个点校本“应属于最佳之列”，“比如《全集》所收《淮南鸿烈集解》，系据作者手批本重校，胜过通行的标点本”，并表示仅以《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这两种书来说，“全集即足以传世”。

我当时集中精力投入到《淮南鸿烈集解》的点校工作中去，一投进去，时间就只能搞这个，其他我的计划也就完不成了。但是老师叫学生弄嘛，考虑半天还是承担下来了，一弄就是近两年。校勘需有多种版本，这些东西弄起来相当复杂，是个细活，必须耐心和认真。工作时我的桌子要铺得宽一点，搞这个相当麻烦，虽然很辛苦，终于把它弄出来了。张老师说：“你各种各样东西都要搞一点嘛，校勘也是一个成绩。”所以在张老师的主持推动下，在大家的努力下，把《刘文典全集》出版了。当然，安徽大学也参加了。我觉得这个表明张老师对自己的老师还是很尊重，要继承文化遗产，这些老先生的一些好东西你不继承、不发扬也不行，对吧？所以刘文典先生的儿子刘平章对我们还是比较感激的。

还有一位老先生张为褀，是胡适先生的高足。当时，胡适先生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支持胡适先生的主张，专门写了一些考证性的文章。他在云大中文系时，教汉魏文学史，选修课上文献学、文选学，还有一门工具书课。这个工具书使用法是很有用的，特别搞古典文学，你要学会自己查很多工具书。有些东西你会查工具书，你自己就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搞文史哲的同学学会查工具书很重要，如果你不会查工具书是寸步难行，深入不下去，只能看别人的注释，看第二道、第三道的材料。你学会了查工具书，有些东西就无师自通了。

张为祺先生在课堂讲课，是坐着讲，不像我们年轻人，不能坐着讲。上课前，学生把藤编椅摆好、茶泡好，他板书有时候助教替他板书，不时学生就帮他擦黑板，很尊重老师。他非常强调打好基本功。他曾经说过：“你们要把基本功打好，比如说你能够破译一个甲骨文字，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恒星！”这里姑且把它当做一种鼓励大家努力练好基本功的话来理解。

他平时上课要布置作业，若要问什么问题，你们先去查工具书，查了以后课堂上再提问。有一次布置的什么东西，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汉书》里边的一个什么，布置我们同学去工具书上查。到上课时，他说：“我给你们布置的，查了没有，查了的请举手。”当时我正在看刚发下来的讲义，应声举手，结果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站起来说了我的名字。他可能就记录在案，知道了。他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查？”大家都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了，怎么弄成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

他爱下象棋，下棋的水平也比较高。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四川的同学，姓龚，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也是下棋高手。在昆明，他经常到文庙和昆明的那些棋手下棋，都下不过他。先生来上课时，对龚同学说：“棋手，你是棋手。”曾邀请到他家去跟他对弈，胜败不知。先生很有趣，有一次讲课（内容是《文选》中的赋体作品），他突然站起来说：“叔雅先生生前准备写一首《火箭赋》。”大家为之一震。很不简单哦，《火箭赋》！

先生讲课的时候说：“你们读书，不要读那些伪书。写文章写论文，不要引这些伪书，像《孔子家语》《孔丛子》什么的，你们千万别引！”他提醒我们以后读书写文章应注意哪些东西，真伪问题要搞清楚。

听说他信仰佛教，经常读佛经，读佛经之前要先把手洗干净，然后盘坐，才用手去翻。他家有几套线装书，版本非常好，他去世以后家人就要卖，当时我听说这个消息，就建议学校图书馆赶快把他家里面二十四史这些成套的、版本好的书都买下来，后来不知道学校去买了没有，如果卖到社会上那就太可惜了。他在我们系也是一位很有功底的老先生。

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事，因时间关系，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采访者：谢谢殷先生耐心细致地回答，今天辛苦您了！

(定稿)